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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观中国:走向新一代智能制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号召:“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近期,他又指出:“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这些重要论述为我国智能制造发展指明了主攻方向。

数十年来,智能制造在实践演化中形成许多不同范式,包括精益生产、柔性制造、并行工程、敏捷制造、数字化制造等,这些范式在指导制造业智能转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因不利于形成统一的技术路线,给企业在推进智能升级实践中造成许多困扰。面对智能制造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理念、新模式,迫切需要提炼出基本范式。

综合智能制造相关范式,结合信息化与制造业在不同阶段的融合特征,可以总结归纳出三个智能制造的基本范式:数字化制造、数字化网络化制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新一代智能制造。这三个基本范式次第展开、迭代升级,既体现着先进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融合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又体现着智能制造发展的融合性特征。

数字化制造是智能制造第一种基本范式,可以称之为第一代智能制造,是智能制造的基础。数字化网络化制造,是智能制造第二种基本范式,也可称之为“互联网+制造”或第二代智能制造。德国工业4.0和美国工业互联网完善地阐述了数字化网络化制造范式,精辟提出了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制造的技术路线。过去几年,我国工业界大力推进“互联网+制造”,一方面,一批数字化制造基础较好的企业成功转型,实现了数字化网络化制造;另一方面,大量原来还未完成数字化制造的企业,则采用并行推进数字化制造和数字化网络化制造的技术路线,完成了数字化制造的“补课”,同时跨越到数字化网络化制造阶段。今后一个阶段,我国推进智能制造的重点是大规模地推广和全面应用数字化网络化制造,即第二代智能制造。

新世纪以来,新一代信息技术呈现爆发式增长,特别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战略性突破,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制造业广泛应用,制造系统集成式创新不断发展,形成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主要驱动力。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形成了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正在引发制造业中发展理念、制造模式等方面重大而深刻的变革,正在重塑制造业的发展路径、技术体系以及产业业态,从而推动全球制造业发展步入新阶段。

新一代智能制造系统最本质的特征是其信息系统增加了认知和学习的功能,人将部分认知与学习型的脑力劳动转移给信息系统,人和信息系统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授之以鱼”发展到“授之以渔”,信息系统不仅具有强大感知、计算分析与控制能力,更具有学习提升、产生知识的能力。在这一阶段,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将使“人-信息-物理系统”发生质的变化,形成新一代“人-信息-物理系统”(HCPS)。新一代“人-信息-物理系统”揭示了新一代智能制造的技术机理,能够有效指导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一个大系统,它主要由智能产品、智能生产、智能服务三大功能系统以及智能制造云和工业智联网两大支撑系统集合而成。

智能产品是主体,新一代人工智能和新一代智能制造将给产品与制造装备创新带来无限空间,使产品与制造装备产生革命性变化,从“数字一代”整体跃升至“智能一代”;智能生产是主线,智能产线、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是智能生产的主要载体;以智能服务为核心的产业模式变革是主题。在智能时代,市场、销售、供应、运营维护等产品全生命周期服务,均因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而赋予其全新的内容。制造业产业模式将实现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的根本性转变,完成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同时,随着新一代通讯技术、网络技术、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智能制造云和工业智联网将实现质的飞跃,为新一代智能制造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变革提供发展的空间和可靠的保障。

智能制造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其顺序发展智能制造的三个阶段。中国不能走西方顺序发展老路,而应采取“并联式”的发展方式,采用“并行推进、融合发展”的技术路线:并行推进数字化制造、数字化网络化制造、新一代智能制造,以及时充分应用高速发展的先进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的融合式技术创新,引领和推进中国制造业的智能转型。

针对我国大多数企业尚未完成数字化转型这一现状,各个企业都必须补上数字化转型这一课,补好智能制造基础。当然,在“并行推进”不同基本范式过程中,各个企业可以充分运用成熟的先进技术,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以高打低、融合发展”,在高质量完成数字化补课同时,实现向更高的智能制造水平的迈进。

在实施“并行推进、融合发展”这一技术路线的过程中,必须强调“五个坚持”的方针,即坚持“创新引领”、坚持“因企制宜”、坚持“产业升级”、坚持建设良好的发展生态、坚持开放与协同创新。

我们要和世界制造业的同行们共同努力,共同推进新一代智能制造,共同推进新一轮工业革命,使制造业更好地为人类造福。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长,此文英文版发表于中国工程院院刊《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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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时钟”被拨至历史最高风险水平 仅剩两分钟
人类上一次如此危险是在1953年

 

 

“末日时钟”被拨至历史最高风险水平。图片来源:Thom Wolf《/ 原子科学家公报》

本报讯 一个监测全球紧张局势的科学家小组说,自上世纪50年代初期进行第一次氢弹试验以来,今天全世界与核毁灭的距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近。

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1月25日宣布,它将世界“末日时钟”拨快30秒,调至象征世界末日的午夜前2分钟,理由是朝鲜最近进行的导弹及核武器测试,以及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缺乏进展。这是“末日时钟”设立以来被拨至历史最高风险水平,此前在美国试爆第一颗氢弹后在1953年也曾调至这个水平。

“2017年,我们在核领域看到了不计后果的行为,从而使本已危险的情况进一步升温。同时我们重新认识到,对气候和其他全球挑战进行的以证据为基础的评估并不会带来更好的公共政策。”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原子科学家公报》的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Rachel Bronson说。

《原子科学家公报》杂志负责管理“末日时钟”。Bronson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调整的主要原因是,2017年全球一些核武拥有者在进行军备竞赛,增加了发生事故和误判的可能性。此外还有气候变化等也是影响因素。

2017年1月26日,“末日时钟”在上一次调整中已经移动了半格,从午夜前3分钟变为午夜前2.5分钟。自从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98年进行了连续的核武器试验以来,这一数字一直处于个位。

《原子科学家公报》的科学与安全委员会还指出,世界上的核大国都在加强各自的核武库。该委员会成员、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专家Sharon Squassoni指出,美国和俄罗斯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缺乏高层谈判,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活动,以及加强美国核武库的计划也加剧了紧张局势。“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如此紧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取得进展的空间。”Squassoni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芝加哥大学天体物理学家Robert Rosner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未能发展、协调并清晰地向外国传达一个连贯的、更少的核政策”。该委员会指出,外交官的缺乏和特朗普在2017年10月做出的决定无法保证伊朗遵守一项国际协议,从而遏制其核武器计划。

《原子科学家公报》同时指出,气候变化带来的日益恶化的影响也增加了全球毁灭的风险,它引用了加勒比海的破坏性飓风、全球的热浪、美国和加拿大的野火、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以及北极冰盖的不断减少作为力证。

今天的情况是否和1953年一样糟糕,当时美国和苏联都引爆了原子弹。Bronson说,进行比较是困难的,但现在的核武器国家比上世纪50年代要多。“我们已经明确表示,我们认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危险。我们的时钟并不代表着失望与悲观,而是为政府和公众讨论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个机会。”坦佩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物理学家Lawrence Krauss补充道。

《原子科学家公报》指出,世界领导人可以从悬崖边上后退一步。但是许多领导人和政府已经被证明在威胁面前无动于衷,因此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的Sivan Kartha认为,移动“末日时钟”将要求公众“强迫他们的领导人再次尊重科学家,注意事实,做出理性的选择,从而使我们离悬崖更远一些”。

《原子科学家公报》由研制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的美国科学家于1945年创办。这家杂志于1947年设立“末日时钟”,旨在警示人类,关注威胁人类文明的核武器扩散等诸多重大问题,从2007年开始关注气候变化。

“末日时钟”由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科学家和政策专家负责调整,指针越靠近午夜,表明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威胁越大。1947年刚设立时指针设定在11时53分,此后多次调整,最接近午夜的是美国试爆第一颗氢弹后在1953年调至11时58分,离零点最远的是1991年冷战结束后的11时4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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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国际热核聚变实验装备启运欧洲

 

中国造国际热核聚变实验装备启运欧洲
 

 

中国造国际热核聚变实验装备启运欧洲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蒸汽冷凝罐正准备封装运往法国。 钟升 摄
 
中新网苏州1月28日电 (记者 钟升)28日,4座由中国制造的不锈钢蒸汽冷凝罐在张家港装船,启程运往位于法国的ITER工地,帮助人类实现“人造太阳”的梦想。这是欧洲首次从中国引进核压力容器。
 
2016年,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携手天沃科技组建联合体,代表中国企业参与ITER项目的蒸汽冷凝罐设计供货项目全球招标。并从来自美、法、俄、德等国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企业首次中标ITER的项目。
 
参与工程的工人们与蒸汽冷凝罐合影留念。 钟升 摄
参与工程的工人们与蒸汽冷凝罐合影留念。 钟升 摄
 
ITER计划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之一,集国际上受控磁约束核聚变的主要科学和技术成果于大成,尝试将人类受控核聚变由研究转化为实用技术。
 
据中广核工程公司设计院副院长高峰介绍,4台VST设备共焊接163个接管,设备环焊缝总长超过400米,交货周期仅为15个月,是同类型核电设备交货周期的一半左右。项目的顺利交货充分展示了中国企业在设备制造、项目管理上的能力。
 
启运现场,4座巨大的银白色冷凝罐分两排矗立,奇特而又朴素。周围,工人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为了“这几个大罐子”,施工团队共提交批准图纸47套,制定操作规范文件270份,收到审查机构的报告329份、现场检验报告164份,模拟18种工况对冷凝罐进行核算。
 
蒸汽冷凝罐是实验主设备出现故障时的最重要防线。产品集美标、欧标和法国核安全规范为一体,将三种规范统一进产品的设计、制造和工艺规程文件中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整个团队“早上6点钟上班,最早凌晨12点、最晚凌晨2点下班”,突破诸多技术难题,最终在合同期限内按质按量完工。
 
筒体上装配间隙只有15微米的套管一次套装成功,全部由国内制造商提供的生产原材料一次性通过外方验收。项目执行经理、天沃科技核电事业部部长田瑞语带哽咽地说:“作为欧洲市场里产品要求最高的核电产品,我们中国制造业现在可以骄傲地说,‘我们也能做到’。”
 
“这是欧洲首次从中国引进核压力容器,体现了中国与欧洲在技术标准上的合作,也让我见识到了中国的装备制造实力。”监管机构法国阿拜维(APAVE)集团核电业务总监雅尼克盛赞了田瑞等人的努力。他期待着未来能与中国企业在国际核电领域有更多的合作。
 
中国科技部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领导表示,ITER计划是一个各国竞争综合实力、抢占产业发展先机的国际化发展平台。蒸汽冷凝罐制造的完成,向ITER计划各参与国充分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实力。他希望中国的企业能以此为起点,助力可控核聚变技术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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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界“珠穆朗玛”:港珠澳大桥的“科技密码”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施工中的钢箱梁海上吊装。卢志华摄(资料图片)

一桥跨三地,唇齿更相依。

从珠海景色最美的滨海道路——情侣路上向东远眺,全长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宛若蛟龙,蜿蜒腾越于蔚蓝色的海面上。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桥梁工程,也是综合建设难度最大、最具挑战性的超级工程:在风大浪急的外海搭建使用寿命120年的钢铁巨桥、在海底40多米深处建造最长的沉管隧道、穿越30万吨级航道和白海豚保护区的施工现场……可以说,每一项挑战都前所未有。

“港珠澳大桥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科技大桥,在这些世界级挑战的背后,是一系列创新攻坚和科技支撑的强力驱动。”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表示,自2003年前期筹备工作开始至今,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研究为主线,200多家科研单位、上千名科技工作者围绕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共开展科研专题研究300余项,终于托举起这座世界级工程。

目前,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已全线贯通。记者实地探访了这座桥梁界的“珠穆朗玛峰”。

国家支撑,科技先行

港珠澳大桥集结了上千名科技工作者,开展科研专题研究300余项

“大桥通车后,珠海、澳门同香港间的车程将由3小时缩短至半小时。这座桥将珠三角地区连成一片,形成港珠澳一小时经济生活圈!”站在双向六车道的港珠澳大桥珠海段入口处,苏权科自豪地告诉记者。

造桥架梁,一直是珠江两岸人民的梦想。但要跨越几十公里的南伶仃洋海域,谈何容易?

“世界上几个有名的跨海通道工程,如美国切萨皮克跨海工程,长度19.7公里、海上人工岛面积3.2万平方米、海底沉管隧道3.3公里;韩国巨济岛—釜山连岛大桥,长度8.2公里、没有建造人工岛、海底隧道3.7公里。我们的港珠澳大桥,跨海段长度有22.9公里,还要建设两个10万平方米的人工岛,海底隧道长度达5.9公里,难度可想而知。”苏权科介绍。

更何况,这还是在淤泥深厚、海洋腐蚀环境严峻的外海施工。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保的要求更加严格。这片海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白海豚的自然保护区,如何在施工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白海豚的干扰,是建设者面临的严峻挑战。

根据规划,项目要穿越30万吨级航道,同时毗邻香港国际机场。“大桥要满足30万吨级巨轮通行的需求就得建高,要满足附近机场航班降落的限高需求又得建矮。”苏权科说,经过综合考量,港珠澳大桥的最合理方案定为“桥、岛、隧交通集群工程”,即在这一航段沉入海底,搭建深埋沉管隧道,同时在隧道两侧建起人工岛。

“人工建岛和海底沉管隧道,当时对我们来说都是‘超级难题’。南伶仃洋是外海,环境敏感点众多,如果采用国外技术,要三年才能建成人工岛,一是工期太长,二是会对海域环境造成严重影响。而海底沉管隧道的关键技术一直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无论是技术引进还是合作,代价都非常高昂。何况有的技术还面临着国际封锁,花钱也买不来。”苏权科说。

从前期项目的可研阶段到开工建设,科技创新的理念贯穿始终。这个超级工程集结了我国在桥梁设计和施工、材料研发、工程装备乃至生态环保领域的上千名科技工作者,开展科研专题研究300余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逾百项、发表论文逾500篇、创建工法逾40项。

自2010年起,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启动了“港珠澳大桥跨海集群工程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涉及大桥建设各项难点,以专业性、创新性、实用性的科技攻关支撑起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啃下了一块块硬骨头,在关键技术、关键装备、关键材料领域取得全面突破,也为我国交通建设行业自主创新、技术进步起到了引领作用。

岛隧工程,全球首创

港珠澳大桥的岛隧工程是世界首例深埋沉管,沉管隧道首次做到无一处漏水

岛隧工程,是港珠澳大桥建设的难中之难。

从上空俯瞰港珠澳大桥,巨龙在离岸20多公里处倏忽隐没,再在6公里外腾空而起,连接两端的小岛状似蚝贝,工作人员都亲切地称其为“贝壳岛”。

贝壳岛不简单。在外海“无中生有”造出两座面积10万平方米的小岛,且当年开工、当年成岛,创造了世界纪录。“我们首创了外海深插超大直径钢圆筒快速筑岛技术,仅用了221天就完成两岛筑岛,缩短工期超过2年,还实现了绿色施工。”苏权科介绍,采用传统的抛石填海、围堤筑岛技术,工期长达3年,会对周边环境及航道产生极大影响。科研人员设计了多个方案,最后探索出外海快速筑岛技术,即采用120个巨型钢圆筒直接固定在海床上插入海底,再在中间填土形成人工岛。“每个圆筒直径有22米,大概和篮球场一般大;最高达51米,相当于18层楼高;重达550吨,与一架A380‘空中客车’相当。”

海底沉管隧道,同样也是庞然大物。5.6公里的沉管隧道由33个巨型混凝土管节组成,每个管节长180米、宽38米、高11.4米,重量达8万吨。

“要让这些管节在海底软基环境下对接安放,难度堪比航天器交会对接,需要精准的遥控、测绘、超算等一系列技术支撑。” 沉管隧道设计与施工关键技术课题研究负责人徐国平介绍,在水下近50米建设深埋沉管隧道,在国际上也被视为“技术禁区”。港珠澳大桥的岛隧工程是世界首例深埋沉管。“传统沉管隧道都是‘浅埋’,但港珠澳大桥的沉管顶部荷载超过传统沉管5倍,如果按照国外经验,采用节段式管节(柔性),有可能出现接头抗力不足、接头漏水等风险。”徐国平说,技术人员最终从理论上揭示了深埋沉管结构体系受力及变形机理,创新提出“半刚性”沉管新结构。这一方案与国外专家提出的“深埋浅做”方案相比,节省了工期。

“沉管隧道建成后,会不会渗水是成败的关键。因为33个管节之间有大接头,每个管节又有7个小接头。地基的不均匀沉降、剪力键的结构、止水材料的性能以及地震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隧道漏水。”徐国平说,为了攻克这些难题,他们与多个单位合作攻关,就连制作止水带的材料也用了两年多时间自主研发。“国外类似沉管接头的正常漏水率是5%—10%,半刚性结构改善了沉管结构的防水性能,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首次做到了无一处漏水。”

精品大桥,百年工程

能抗16级台风、7级地震,设计寿命长达120年

作为世界最大的钢结构桥梁,大桥仅主梁钢板用量就高达42万吨。“这相当于10座鸟巢或60座埃菲尔铁塔的重量,能抗16级台风、7级地震。”苏权科说,大桥的钢桥面铺装面积达到50万平方米,也创造了世界纪录。

更让人惊叹的,是这座大桥全部采用了“搭积木”的方式来建造。港珠澳大桥的所有构件,无论大小,包括上千吨重的桥墩、桥身和100多米高的桥塔,都是在岸上工厂整件制造,然后运至海上,像“搭积木”一样拼装在一起,实现了精密制造、精密安装。

“港珠澳大桥在设计之初就确定了‘大型化、工厂化、标准化、装配化’的理念。”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副局长余烈表示,施工现场紧邻航道,每天来往船舶4000多艘,为了满足工程质量、工期和安全的需要,也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采用了这种全新的大桥建设模式。“海上组装可以降低海上恶劣气象条件对施工的干扰,降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岸上预制则让大型成套设备、先进生产工艺有了用武之地。”

苏权科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国家的整体科研和装备实力到了这一步,做这样的整体设计是不可想象的。”

港珠澳大桥要做精品工程,设计寿命达到120年,这在我国桥梁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海工环境下,钢桥面疲劳开裂和混凝土海蚀早期破坏是行业通病,要建成一流工程,必须借助科研的力量来攻克这两大行业痼疾。”作为港珠澳大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之一——“混凝土结构120年关键技术”的负责人,王胜年带领团队进行攻关,从理论、技术、材料、工艺等多方面着手,作出了适合港珠澳大桥的耐久性设计。

港珠澳大桥也是绿色工程。施工之初,最让人揪心的白海豚仅有1400头;主体工程完工后,白海豚增加到1800头。“这也是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子课题,我们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山大学、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合作,组建团队,300多次出海跟踪,拍摄30多万张照片,对海域内1000多头白海豚进行了标识,并摸清白海豚生活习性,在施工时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余烈说,出海时能看见白海豚,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工人们既期盼偶遇白海豚,又会刻意避开,让它们少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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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35%能源应为清洁能源

 欧洲的立法者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将大大提振有关欧盟清洁能源的雄心。欧洲议会日前表示,到2030年,欧盟能源消耗的1/3以上应来自于风力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而现有目标仅略高于1/4。但这一决定尚未具有法律约束力——欧洲议会现在需要与各国政府协商该计划,而后者可能会试图降低这一目标。

这些措施旨在帮助欧盟减少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欧盟是世界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其排放的温室气体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0%。根据《巴黎气候协议》,欧盟各国政府已于2016年达成协议,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削减至少40%。这一目标如今仍然有效。

上个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盟各成员国投票决定,到2030年,27%的能源需求以及一半的电力需求应该来自于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而不是核能。这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但是,欧洲议会下属工业、研究和能源专家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认为,这一目标还远远不够。他们之前曾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应至少占欧盟能源结构的35%。欧洲议会于1月17日投票支持这一目标。

挪威奥斯陆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气候政策专家Glen Peters表示:“提升的政策雄心是受欢迎的消息。”但无论是当前的约束性协议还是新草案都没有明确说明它们将削减多少温室气体排放。Peters说,因此,它们无法保证欧盟将达到2030年的排放目标。“只有时间的推移才能够揭示,这些相互作用的政策的结合是否有效地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欧盟也有一个更短期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到2020年从清洁能源中获得20%的能源。这一目标依然没有改变,而欧盟似乎也有望实现这一目标。自2004年以来,来自可再生能源的能源占比已经翻了一番,达到了最终能源消耗的17%(包括取暖和运输的能源消耗)。

在一些欧盟国家,清洁能源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瑞典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需求已经超过其能源需求的50%,而芬兰约为40%。其他国家,如德国,正计划在未来几十年大力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产能。但是,包括荷兰和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仍然落在后面。

批评人士指出,提高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可能会促使各国通过燃烧生物质来产生更多的电力,而这可能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并会导致碳排放。

科学家尤其关注森林生物量,它包括砍伐现有树木,燃烧它们以获得生物能源,同时释放出原本被其封存的碳。近日,700多名科学家写信给欧洲议会,敦促其禁止这种做法。但是该草案并没有提出彻底的禁令——它只是说,应该把“优先权”赋予焚烧木材废料和残留物。

“未来的几十年里,在能源生产中,让圆木燃烧起来会产生一种危害气候的碳债务。”Felix Creutzig说。他是位于柏林的墨卡托全球土地和气候变化研究机构的土地使用专家。他说:“这是一个概念上的错误,与欧洲可再生能源计划的气候缓解目标背道而驰。”

然而,这项法律草案将禁止棕榈油在2021年以后作为生物燃料进行使用,这是因为棕榈油被广泛认为是导致森林砍伐的罪魁祸首。此举引发了马来西亚对于投票结果的抗议,该国是棕榈油在欧洲的主要出口国。

欧洲议会还投票通过提高欧盟的能源效率目标,并使其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当前的能源计划,欧盟成员国需要在2021年以后实现建筑和消费品的30%的能源效率;欧洲议会现在建议它们在那个时候达到35%的能源效率。

一次能源可以进一步分为再生能源和非再生能源两大类型。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质能、波浪能、潮汐能、海洋温差能、地热能等。它们在自然界可以循环再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不需要人力参与便会自动再生,是相对于会穷尽的非再生能源的一种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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