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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基辛格和他的《论中国》

深陷阿富汗泥潭的我们,应当向谁寻求指引呢?嗯,当然是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反正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这样认为的。别想了,这件事和印度帝国没什么关系。在我和基辛格的谈话开始十分钟后,他说道,政策制定者们应该考虑……比利时。没错,比利时。基辛格嗓音低沉,话音听起来自然很浑厚。这位博士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想看看我这个历史学教授是不是明白了。


  猛然间我确实有点明白了。如果把兴都库什山被搬到泥泞的弗兰德这一离奇景象抛在脑后,你会发现:阿富汗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都称不上已经塑造成型,都是不同语言和不同信仰相互竞争的舞台,也都是居心叵测的邻国肆意欺凌的对象——斯海尔德河(Scheldt)!默兹河(Meuse)!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基辛格像一位耐心的导师一样继续解释道:“18世纪前以及整个18世纪,各路军队在弗兰德进进退退。”的确如此,这些人马引发了无穷无尽的恐怖战争。19世纪早期,在比利时独立展现出曙光时,威灵顿公爵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是国际社会一致同意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这一中立地位持续了80年之久。”基辛格暗示,我们在阿富汗问题上若取得同样的成果,就太幸运了。


  现已87岁高龄的基辛格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巨著,书中的某些部分出奇地感人。基辛格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当然,这里的意思决不是说他已经过时、已经远逝——情况恰恰相反。在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的办公室里,他邀请我坐在他的左边,告诉我他有一只眼睛的视力已经不及正常水平了。幸运的是,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他的身体还有其它毛病。他卷曲的头发已经雪白,宽阔的面庞上也有了更多皱纹,但他善于分析的头脑仍然敏锐如刀,能够以稳健的思维步伐做出连串的判断;那是长老的思考,如果改让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来刻画尤达大师(Yoda),一定就是这个样子。虽然基辛格在现实中居住在曼哈顿和康涅狄格州,但他真正的居所却是在经典治国大师云集的帕纳塞斯山(Parnassus)——在那里,俾斯麦(Bismarck)每天向梅特涅(Metternich)脱帽致意,困倦的塔列朗(Talleyrand)戴着扑满白粉的假发,向周恩来心有灵犀地眨了眨眼。


  基辛格居高临下俯视国家事务里的种种小问题,这种视角有好的一面,也有不那么好的一面。一方面,身居奥林匹斯山巅的高远视角让基辛格能看清更广阔的图景。另一方面,一生都沉浸在官方事务的繁文缛节和需小心应对的外交工作当中,这让他的讲话变得圆滑、失去了棱角。不过,他在这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江泽民做出了坦诚全面的描述,其中不乏呈现人真实一面的描写。他在回忆起与毛泽东的交谈时深沉地笑出声来,像是在含着鹅卵石漱口。他说,年事已高的毛泽东仍不服软,夸张地宣称“老天不收我”、或是坚称希望被人“诅咒”,以证明即使到最后时刻他也仍具有让人又畏惧又愤恨的帝王之力。


  我尽力不让自己因“尼克松(Nixon)-柬埔寨-智利”的惯常原因而喜欢基辛格,但我不只一次为他彻底折服。17年前,我受邀为他的著作《大外交》(Diplomacy)撰写书评。我原以为这本书能让我对外交文化大开眼界,比如关键决策是怎样依赖看似微不足道的外交礼节等琐事才得以确定的。我还记得在巴黎举行越战和谈时各方围绕谈判桌的形状展开的冗长争辩,既荒诞可笑、又举足轻重。难道这本书中没有电报措辞不当造成政治灾难、鸡尾酒会上的错漏演变成国际事件的故事?然而,《大外交》却相当常规而优雅地阐述了19世纪的外交政策、欧洲列强的大公们的治国艺术。这本书角度独特、堪称优秀:它经常给予读者启发,尤其是在探讨俾斯麦和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时。基辛格在哈佛大学(Harvard)曾对俾斯麦做过许多研究,而维也纳会议是他的著作《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中的核心部分——该书至今都仍是这一领域的最佳著作。我在书评中也是像上面这样说过,还对该书未能从社会学视角来探讨外交实践表示遗憾。


  书评刊出大约一周以后,我的电话响了。对方言辞礼貌,话音深沉、神秘、带有德国口音——当然得装成这样了,我想。两天前,我一个爱开玩笑的朋友才刚刚在电话上冒充过基辛格,几乎以假乱真,我一时间还真以为基辛格在因我写的那篇书评痛斥我,后来我才识破了这个把戏。所以这个电话打来时,我本欲以自己模仿得很像的尼克松的腔调接电话,但很快发现对方这次真是基辛格。他对我希望他写的那种书表达了一种礼貌的困惑,问我能否考虑当面更详细地解释给他听。我深吸一口气,想道,干嘛不去呢?在基辛格的公寓门外,我对自己说:这可能是个坏主意,但为时已晚。基辛格本人(而不是我料想中的曼哈顿男仆)亲切地用一只手为我拉开门(我就是在这一刻为他折服的),另一只手朝感激地张开大口的慵懒猎犬扔了一片狗饼干。是为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将近20年后的今天,基辛格仍记得那天的事(他的记忆力仍然出众),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基辛格告诉我,他已尝试在这本关于中国的新书中融入一些我希望具备的视角,我又一次为他折服。他点到为止的奉承让我猝不及防。我回忆起,我的确注意到该书的一些段落将中国实力的展示作为某种文化表演进行陈述:继承自帝国时代的宴席、敬酒和悉心的拿捏,例如外国使节应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受到主席接见。基辛格认为,如果不能敏锐地注意到他所谓的这种“把款待当作战略的一个方面”,中国之门的打开可能就不会发生,世界也会变得与现在截然不同。


  那么,这本关于中国的新书,可谓与基辛格迄今已出版的任何著作都不同:它讲述的是两个一开始看起来几乎没有任何途径互相了解的大国,走向文化上互相理解的过程。看看尼克松和毛泽东,再听听他们的谈吐,这两个人的搭配应算是怪异中的怪异。但为美中两国“准盟友”关系铺平道路的是基辛格和周恩来,本书的核心是这二人建立个人友谊的故事——二人的友谊来源于了解难以理解的异国文化的共同努力。


  ……


  当然,亨利?基辛格必须要努力掌握的第一个难以理解的异国文化就是美国文化。1938年,当基辛格一家逃离纳粹德国到达纽约时,他已经15岁了。当时,有很多方式和社区可以帮助基辛格缓解这种文化上的冲击:纽约上西城有活跃的德国犹太侨民社区,人数众多;哈德逊河畔有定期聚会(stammtisch);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还有军事情报解读组,其中有许多像基辛格这样的人。但在哈佛,基辛格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学院名流们的求思若渴。以最严苛方式把基辛格一路带进美国思想殿堂的是一位令人意想不到的精神导师——来自田纳西州莫夫里斯波洛(Murfreesboro)的威廉?扬德尔?艾略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t)。基辛格回忆道,“他可是个大名人”,是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逃亡派诗人”(Fugitive Poets)中的一员。这群诗人还包括爱伦?泰特(Allen Tate)和约翰?克劳?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艾略特把自己的张扬个性和坚韧头脑带到了华盛顿,担任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顾问,并一直与那个圈子保持着联系。艾略特一开始可能对哈佛的本科生并不感兴趣,尤其是那些带有浓重德国口音、诚挚迫切求知求学的本科生。基辛格郁闷地笑着说:“我被分配给他时,他明确表示这对他是个很大的负担。他说,‘你不妨写一篇关于康德(Kant)的论文吧。’”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与政治实践?这正合年轻基辛格的心意,尽管作为前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的艾略特要求他在下次会面时朗读出来——这很像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的风格。基辛格朗读完后,这位逃亡派诗人承认:“你的思想倒的确有点意思。”“实际上,他说他现在愿引导我的才智发展。第一步就是让我去读《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


  基辛格从艾略特那里学到的是,如果不掌握很长的时间跨度,那么对政治和政府的任何阐述都将是浅薄和适得其反的。在这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中,这种长远视野得到了全面展示。该书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坚持从中国古典文化的起源开始讲述,历数“中央王国”的诸多朝代,之后才论及衰落、割据和革命时代。基辛格微笑着讲起他在这本书开篇时提到的场景,毛泽东把党内领导人召集过来听他讲述唐朝发生的一场战争。“这就像我们的某位领导人回顾查理大帝(Charlemagne)时代的战争一样。”你能够听出来,基辛格是在认为我们的领导人回顾历史并没有什么坏处。他还哀叹“现代的政治家们太缺少历史感。对他们而言,连越南战争都久远得难以想象,朝鲜战争就更是与我们不再有什么关系了,”尽管朝鲜半岛冲突还远谈不上结束、而且随时都有可能从“冷战”转为“热战”。基辛格叹息道:“这(即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喜欢说的‘失忆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nesia))是一种重大的残缺……我和政策制定者们交谈时,如果引述一些历史做类比,他们就会想‘他怎么又开始扯历史了。’”


  在基辛格心目中,以深厚历史知识为基础进行分析思考的完美典范,仍是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身边杰出的顾问圈子。基辛格说,这个圈子的领军人物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有着“绝佳的头脑和远见卓识”,凯南关于遏制理论的那篇文章(1946年详述苏联野心的那份著名的长电报)“是具有开创性的,一个标点都不需要改”。但作为一位外交家,凯南可算是冷战中的一个暴脾气。基辛格回忆道,凯南从来都不能很好控制住自己的怒火,他曾在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不讲策略地大喊:莫斯科的状况还“跟纳粹德国一样”。“他的想法多少有些绝对,”基辛格微笑着说。“他不能忍受那些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


  而掌控意外正是基辛格外交政策风格的精髓所在,特别是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俄中两国间的相互猜疑必然导致爆炸性的冲突,这一客观历史局面由来已久。但只有基辛格和周恩来共同秉持理性、遵循这一局面中的逻辑,才能实现中美激动人心的建交。如今我们知道,苏联因过度扩张而走向自我毁灭,那么,当时中国人对苏联入侵(毛泽东称之为“祸水”)的担心是否过了头?一点儿也不——基辛格答道。中苏双方当时都很紧张,这正是导致1969年的局面变得非常危险的原因。基辛格说,勃列日涅夫(Brezhnev)流露出“一种感觉,认为中国正浮现出一些不详的危险信号”。斯大林(Stalin)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也受到同一难题的困扰——始终没有“解决如何维持对中国的影响的问题”。苏联发动先发制人式打击的危险迫在眉睫,毛泽东对此保持着足够警惕——“他把所有政府高官都疏散到全国各地,只留周恩来一人在北京。”


  第一次启程去与周恩来会面的时候,基辛格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多少?“一开始……呵,毫无了解。”因为那时候保密是第一位的,常规机构都拒绝向他提供任何资料。于是他回到了哈佛,希望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术大师费正清(J.K. Fairbank)和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能给他上几堂速成课。“他们想跟我谈为何应该允许中国加入联合国(UN)的事情,并向我提供了各种会让这件事变得轻松的方法。我认为这么做当然是非常明智的。不过,他们谁都没有坐下来告诉我:‘现在你真的该去了解中国人是怎么想的了。’”基辛格随后进行了大量自学,而且他非常清楚:如果想要达成任何成果,就必须摆脱美国官僚机构和国务院的通病,不能动不动就提出索赔和赔偿之类的法律问题,而应直奔基本原则、从达成“一个中国”的共识开始。“一个中国”的立场,是当时台湾国民党政府和北京共产党政府都坚持的。


  谈起这个全球结盟态势上的重大转变,基辛格似乎在暗示这只能通过19世纪政治中常见的那种私人互动来实现。毕竟这整件事的中心(不要忘记尼克松古怪、混乱而扭曲的个性)是毛泽东——他的重要性是基辛格无论如何不愿低估的。我问他如何看待毛泽东最高指示的混乱与矛盾:下令开展“大跃进”,人为导致饥荒、致使几百万人饿死;发动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直到它即将致使国家崩溃才急踩刹车。“这些都是对‘人皆有一死’的反叛,”基辛格说道。这话听起来有点玄妙,但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补遗。被“无法想象的恶行”留下永久伤痕的,是邓小平那一代人以及邓本人(邓小平在上述运动中曾两次被打倒,他的一个儿子也被盛怒的红卫兵迫害致残)。但他们的下一代,开始认为也许毛泽东“出发点是好的……但一如既往地做过了头”。文革的痛苦与恐怖已是上一代人的记忆,基辛格说,这一代人“怀念……一种不一样的社会”。“现在在重庆,”他告诉我,“有一位党委书记,叫薄熙来,正在引领某种毛泽东思想的复兴。我一位曾在中国呆过的同事告诉我,10年前,大学毕业生们都想成为高盛(Goldman Sachs)的高管,而现在,他们想当政府官员。”毛泽东本人面对当今的中国会怎么办呢?“我想他会头痛。他确实相信他对中国人民负有道德使命。而当今中国雅皮士们的自私会让他头痛。”


  中国政府顽固地以残暴方式处理人权问题的记录,难道不会令我们在跟他们攀交情时犯下犹豫吗?在基辛格的职业生涯中,他曾不时被指责对人权问题不够关切,他对此似乎有些敏感。他回答说:“我会定期提出人权问题,通常是以个人名义,从不公开宣扬。但对于主张人权的人士来说,公开宣扬是一项道德使命,因为它让我们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为此,我尊重他们。”


  但这种尊重,不足以妨碍他将中国看做推动朝鲜半岛和阿富汗局势转危为安的不可或缺因素。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任何试图使阿富汗免受恐怖主义侵扰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样说或许把中国的位置摆得太高,因为事实上俄罗斯和中国搭了美国在阿军事行动的“便车”:该行动遏制住了圣战主义者,减轻了圣战主义者在中亚和新疆对俄中自身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那么,事后来看,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宣布从即将到来的7月份起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是个好主意吗?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思绪一下子跳回越南。“根据我的个人经验,一旦迈出撤军的第一步,这条路就得一直走下去。黎德寿(Le Duc Tho)曾在谈判中讥讽我:如果用50万人都无法摆平越南,你凭什么认为用越来越少的人反倒可以呢?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出答案。我们发现自己的处境是,要维持……南越人民的自由选择权……我们就必须继续撤军,而这也就减弱了各方参与我所参与的那个和谈的积极性。我们在阿富汗也将面临同样的挑战。我在写给尼克松的一份备忘录中说过,撤军开始的时候,就像在吃盐焗花生,越吃越想吃。”


  基辛格甚至还笑着为阿富汗局势勾勒出一个比任何人迄今想到的都严酷的前景,其中,基地组织(al-Qaeda)存在与否只是最不紧要的一个问题。他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一种事实上的分裂——印度和俄罗斯改组北方联盟,巴基斯坦与塔利班建立紧密联系、以抵御巴自身受到的包围。


  忽然间,我在这个春天中感到一丝寒意。一战百年纪念即将到来之时,人们却隐约感到它在重演。那不是比利时式的,而是萨拉热窝式的。想想这些吧:充当大国代理人的准国家;包围妄想症;准备就绪的军火库(这次是核装备);四面受敌、神经过敏的巴基斯坦出于不安全感变得暴躁好斗。“最终,爆发一场印巴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基辛格说,声音像平静的深海。“因此,通过某种国际程序讨论这些问题,也许能够制定出足够的约束措施,使得巴基斯坦不再感到被印度包围、不再把塔利班当作其战略保留。”他直视着我。“这可能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我们放任局势自行发展,这一地区可能变成下一场世界大战的巴尔干。”


  突然间,基辛格悲观论断展示出的无可辩驳的清晰逻辑,让这位“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仿佛变成了“潘格罗斯博士”(Dr Pangloss)。两周前,美国各地都出现了圣经海报,宣称世界末日绝对会在5月21日到来。如果他们是对的,你现在就不会在读这篇文章了。但如果基辛格是对的,散发海报的人就还有机会把这个日期拨后一点。可别说历史和基辛格没有提醒你。


  亨利·基辛格所著的《论中国》(On China)由艾伦莱恩出版社(Allen Lane)出版


  译者/何黎


  作者简介:西蒙·沙玛(Simon Schama),英国历史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讲师,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BBC纪录片解说员,美国《纽约客》杂志文艺评论员。


 

西蒙·沙玛:基辛格和他的《论中国》

      深陷阿富汗泥潭的我们,应当向谁寻求指引呢?嗯,当然是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反正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这样认为的。别想了,这件事和印度帝国没什么关系。在我和基辛格的谈话开始十分钟后,他说道,政策制定者们应该考虑……比利时。没错,比利时。基辛格嗓音低沉,话音听起来自然很浑厚。这位博士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想看看我这个历史学教授是不是明白了。


  猛然间我确实有点明白了。如果把兴都库什山被搬到泥泞的弗兰德这一离奇景象抛在脑后,你会发现:阿富汗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都称不上已经塑造成型,都是不同语言和不同信仰相互竞争的舞台,也都是居心叵测的邻国肆意欺凌的对象——斯海尔德河(Scheldt)!默兹河(Meuse)!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基辛格像一位耐心的导师一样继续解释道:“18世纪前以及整个18世纪,各路军队在弗兰德进进退退。”的确如此,这些人马引发了无穷无尽的恐怖战争。19世纪早期,在比利时独立展现出曙光时,威灵顿公爵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是国际社会一致同意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这一中立地位持续了80年之久。”基辛格暗示,我们在阿富汗问题上若取得同样的成果,就太幸运了。


  现已87岁高龄的基辛格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巨著,书中的某些部分出奇地感人。基辛格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当然,这里的意思决不是说他已经过时、已经远逝——情况恰恰相反。在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的办公室里,他邀请我坐在他的左边,告诉我他有一只眼睛的视力已经不及正常水平了。幸运的是,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他的身体还有其它毛病。他卷曲的头发已经雪白,宽阔的面庞上也有了更多皱纹,但他善于分析的头脑仍然敏锐如刀,能够以稳健的思维步伐做出连串的判断;那是长老的思考,如果改让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来刻画尤达大师(Yoda),一定就是这个样子。虽然基辛格在现实中居住在曼哈顿和康涅狄格州,但他真正的居所却是在经典治国大师云集的帕纳塞斯山(Parnassus)——在那里,俾斯麦(Bismarck)每天向梅特涅(Metternich)脱帽致意,困倦的塔列朗(Talleyrand)戴着扑满白粉的假发,向周恩来心有灵犀地眨了眨眼。


  基辛格居高临下俯视国家事务里的种种小问题,这种视角有好的一面,也有不那么好的一面。一方面,身居奥林匹斯山巅的高远视角让基辛格能看清更广阔的图景。另一方面,一生都沉浸在官方事务的繁文缛节和需小心应对的外交工作当中,这让他的讲话变得圆滑、失去了棱角。不过,他在这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江泽民做出了坦诚全面的描述,其中不乏呈现人真实一面的描写。他在回忆起与毛泽东的交谈时深沉地笑出声来,像是在含着鹅卵石漱口。他说,年事已高的毛泽东仍不服软,夸张地宣称“老天不收我”、或是坚称希望被人“诅咒”,以证明即使到最后时刻他也仍具有让人又畏惧又愤恨的帝王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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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主按:该书本馆已有馆藏,索书号为I267.1/D46 2008,分别在包玉刚馆二楼文学借阅区和主馆D区三楼文学借阅区,有兴趣的读者可前往借阅。

       现在已经很少有多少书能让我们驻足不前,停下来细细阅读,读完以后不仅觉得值得花这些时间,也觉得值得付出那些书费。但是周大伟先生的这本书不仅让我们停下了匆匆的脚步,而且让我们惊叹,我们从他的书中得到的绝非是奇闻轶事,我们得到的是高屋建瓴的见解。这些见解绝非一些轻微的感叹,而是学识、理性、思考提炼出来的精华——真知卓见。

       《北京往事》,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为是作者了解的一些北京的往事,就像许多文人已经写过的那样,把他们生活中的库存献出来与大家分享。周大伟的《北京往事》,不是因了文人的雅兴,也不是为了告诉大家他知道一些什么陈年旧事,他像一个社会解剖师,他像一个睿智的哲人,他拿着一把手术刀,居高临下地,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告诉我们这些事物背后更为深奥的道理——它不仅是这样的,更是那样的。当然,他的文笔绝不逊色于那些喜欢舞文弄墨的文人,我惊讶于他那些大道理竟然潜伏于娓娓道来的故事和人物中,他从容的叙说风格简直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他的语言不仅流畅,而且可以作为经典读本。一本不算厚的随笔集,到底告诉了我们多少道理,说出了多少思想,道出了多少真知,献出了多少法治方法,让我们恍然大悟了多少事情,让我们跟随他穿越了多长的时空,在不看它之前,你绝想象不出来。如此丰富的内涵,如此沉甸甸的内容,如此深邃的思想,就这样包含在13篇的文字中。那是怎样的汪洋恣肆,又是怎样的洋洋洒洒;那是怎样的不拘一格,又是怎样的声情并茂;那是怎样的海阔天空,又是怎样地归于法理。是怎样的胸怀、是怎样的格局、是怎样的气度、是怎样的学识、是怎样的阅历、是怎样的思考、是怎样的担当?成全了他的思想,他的文本。 

       这本书有价值,当然是因了描写的细腻,观察的敏锐,认识的独特,明晰的理性思维,独特的法理视角,不同流俗的见解,思想的深刻,另辟蹊径的曲折,知识结构的完备,睿智的发现,把握的准确,严谨的论据,非常具有学者随笔的特点,求实不欺。这本书对社会的益处是教会我们怎样透过现象看事物的本质,是给我们灌输了一些先进的法理知识。作者最终要告诉我们的是——在健全的制度和社会下,法治高于一切。只有法治,健全的制度、和谐的社会、公正的生活才能建立。 

       这本书的内容跨度大。从大到体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如“关于中国的复兴之路”,合同法、经济法的起草与探讨,小到怎样面对房屋拆迁中的纠纷并通过借鉴国际惯例给出法律方法。这本书的内容丰富,从非常重大而适用的法律探讨与论证,到外交和中西政治、文化的不同看法。从实际客观地对待物质遗产的保护,到对中国法律制定有影响的人物的生动描述。从影视界发生的法门遭遇到怎样公正客观地看待一个影响过中国的作家。作者始终是理性、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地对待一切问题,这种难得的严谨的理性思维让我们获益匪浅。因为学识背景与学识结构的开阔与合理,因为作者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始终能够站在国际前沿的学术背景下,他看待问题和得出的结论始终没有偏激。他从没有为了义愤,或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而走向极端。因此,这本书给我们的启发,不仅在学问的深厚,更在学问的态度与方法。这是我们在国内的学者中难得见到的风范,值得提倡和学习。 

       这本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作者总能让读者如临其境,当然这就涉及到作者描写的细腻,行文的幽默风趣,文字的生动活泼和文笔的流畅美雅。比如《1976:朱莉娅·尼克松的北京往事》和《走进中国:美国总统的奥德赛》两篇就有让读者感到如临其境的感觉。毛泽东突发其想,在深更半夜接见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中国人原以为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娅一定会为此次的殊荣感动,但因中美两国政治与文化的不同,朱莉娅没有被感动,反而在回忆录中冷静地叙说了这一不被中国人知晓的会见。朱莉娅不仅叙说了毛泽东对斗争哲学的阐释,毛泽东说:“党内有斗争,阶级之间有斗争。除了斗争之外,没有什么是必然的。”又说:“至少还要斗两百到三百年,这是非常可能的”,朱莉娅当然觉得毛泽东的斗争理论是荒唐可笑的,是恐怖和不可理解的。对于朱莉娅对毛泽东的批评和讥讽,中国人或许不能理解,但作者给我们指出:“如果我们愿意冷静下来思索一番,大概也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自身文化的缺憾和那个经济贫困年月的窘态。”作者指出,由于中美之间政治和文化的鸿沟,不同国家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毛泽东无法理解仅仅因为几盘磁带,就将一个世界大国的总统赶下台了,他说:“不就是两卷录影带吗?有什么了不起?”他对西方的政治很不理解,也不屑一顾,他更无法理解尼克松的下台与美国宪法之间的关系。他永远无法理解西方国家权力制衡的机制,因为在我们国家根本就没有法律,大家一致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只需要人治,不需要法治。在《走进中国:美国总统的奥德赛》中,作者给我们描述了1972年那个特殊的环境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当时,诺大的一个中国,像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城堡”。尼克松的访华是怎样影响了一个小男孩的生日——“他们如同一群本来还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栏杆里了”。最后作者指出:“尽管谁都无法预知未来,但我们还是愿意默默地祈祷,在今后的岁月里,无论任何政治人物的匆匆往来或喜怒哀荣,都不要再去打扰那些普通人安详的生活。让人们可以无忧无虑地选择任何一个静谧的夜晚。”“我们今天对这一切进行描述和反思,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生活故事,恰恰在于对这一切非人因素的抵制与抗议。”这两篇文章很快就吸引了读者,读者很快便跟随着作者的文字继续着一段开卷有益的阅读。 

       这13篇随笔篇篇蕴藏深意,篇篇精彩绝伦,篇篇凝聚着作者的深思与熟虑。比如《皇帝的新衣:来自北京老胡同的吊诡》,最能体现作者的冷静与勇气。有关北京老胡同的拆除与保护,保护的声音大大超过拆除的声音,原因是人们突然意识到要保护中国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重要性了,但可惜的是这种意识为时已晚。在建国初保护那是有可能的,而梁思成、林徽因等提出的保护北京城的文化古迹,说的是保护那些已经在北京存留了五六百年的明清建筑,是那些宫殿、城墙、门楼和角楼,而绝不是那些像贫民窟一样的老胡同。作者也提到要保护像皇城、亲王府这些达官贵人的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一些坐落有文化名人故居的胡同。但作者同时尖锐地指出:骑自行车的人和喜欢骑自行车的人,住胡同的人和喜欢胡同的人其实不是一回事。什么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被脆弱的私人情感所左右。这种力排众意的理性与敢于站出来说话的勇气,显然是作者担当的一种姿态。 

       作者在写作中,常常从以小见大的角度给我们一些发人深省的想法,《乐观与悲观之间:陈凯歌、黄健中遭遇法门》就是这样的,从陈凯歌和黄健中遇到的可能成为诉讼的两件事来看中国社会这三十年的变化。故事非常巧妙,作者26年前在火车上,偶遇陈凯歌和黄健中,当时陈凯歌对作者说:“你不觉得,在中国这个国家学法律,是件很悲惨的事吗?”可是事隔20多年,法律突然成为中国的显学,这些成为名人的人每天都有可能遇到有关法律纠纷的问题。对于黄健中遇到的“性丑闻”和陈凯歌遇到的被网友“恶搞”的事件,使他们变得异常尴尬,而作者却头头是道地给他们分析了这两件事如果在20年前会是什么样子,在美国会是什么样子,这显然有助于他们理解和处理这些事件。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这两件小事,看出了中国的法律在中国人生活中地位的变化和未来的走向。作者既从他们的遭遇看出“这个国家从权威时代走向民主法治时代的过程的若干特点”,告诉大家未来社会的变革不一定靠革命和战争,很可能是靠法律的一点点的健全。同时作者又指出:“在和这个国家日趋膨胀的GDP数字并不相关的其他领域里,进步堪称甚微。一个尊重法治和尊重人权的时代,其实距离我们还十分遥远。仅从法治社会的角度来说,中国还远未达到盛世。” 

       喜欢这本书,推荐这本书,真的是很佩服作者书中的许多真知卓见,甚至是很有贡献的见解,比如《我的战友王朔: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故事》这一篇就让我十分佩服。虽然王蒙等大腕级的人物对王朔的评价中肯而极具爱护,虽然有的评论家看出了王朔对中国小说的贡献,说王朔堪称当代的语言大师。但却没有一个人像周大伟这样从社会、文化、政治的高度和视角看出王朔的真正贡献——他是一个改变了中国人神经的作家,或许这才是他对中国人最大的贡献,而这如此关键的评价不是让一位长年搞研究的文学评论者发现的,而是让一位并不搞文学评论,但却比搞文学评论的人不知高明多少陪的法学家发现并指出来,这真是难以想象的敏锐和深刻。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将社会中、传媒中、演艺中的痞气归于王朔的始作俑,周大伟为此辩驳是大有必要的。事实是,王朔不仅无法对此负责,其实这正是一个社会自己缺乏正气和创新的结果,而非王朔之罪。倒是应该指出王朔曾对“党八股”的颠覆、消解作用,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对他应该投以尊重的目光,一个有贡献于中国社会的天才语言创作者。作者惊人的观点,既来自于作者对王朔的“了解之同情”(陈寅恪),他是真正知道王朔的经历,也真能理解王朔的人,更因为作者的见多识广,而更更因为作者是一个居高临下的社会观察家,一个理性而严谨的分析家,一个具有独到眼光和敏锐思维的思想家。而且这篇文章的细腻与从容,也让我们领教了作者写作的天赋。 

       最奇特的一篇是《从海滨公园里私家别墅想到的法律问题》,在一个城市的广场建造别墅,这肯定是要让人发出质问的问题,而且随之而来的当然是情绪激昂的讨伐——住在这些豪华别墅内的主人们属于贪污腐败的一群,无疑应当被绳之以法。因为我们一般人都只是从直觉和情绪表达我们的正义感和情感的,而作者却叫我们要看到这背后更远的问题,一个非常专业化的问题——土地分区规划或土地分区制度,只有看到这些,只有我们的制度健全到这样的城市规划的程度,才能最终避免在地价最昂贵的市中心建造别墅这种奇怪事情的发生。 

       这本书真是囊括了太多重大话题,澄清了太多混淆的观念,作者用自己清晰的理智反思了太多重大问题。在《学院、医院和法院:现代圣殿中的未竟之业》一文中,作者不仅以学者的勇气批判了当今大学的种种弊病;对中医做了中肯的分析;严正指出因为法治无法实现公正而无法建立国家的公信力。作者更对中国的道路问题,中国文化传承问题,做了精辟阐释。作者明确地告诉国人,“对于国家的崛起和社会和谐,单靠弘扬传统文化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文明的启蒙和制度的创新”,“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国家要现代化都不能忽视人类文明的新进展,人类的核心价值是任何国家不能违背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需要申明的是,我们同样主张对传统文化应当毫无疑义地加以保护、尊重、继承和发展,所不同意的只是企图利用传统文化否定和修改现代文明核心价值的做法。中国人民要谨记过去的悲惨教训,应该接受普适性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的先进制度,这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这样痛心、中肯的话语,可看出作者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学人学习是为研究,但研究又是为什么呢?如果不能为人类的福祉贡献自己的研究,那简直就是对文化资源的浪费。这本书中的许多见解对民众大有裨益,我们从这本书听出了正音。当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看到作者这样的话:“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学院、医院和法院,显然不完全在于高楼大厦和工作设施的改善,而在每个生命的灵魂深处,而在于完善的制度创新中,这包括权力的制衡、舆论的监控、程序的有效、正直的敬业、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诚实的人品、廉洁的自律、环球的视野”的时候,我们就对作者肃然起敬了。有多少人能按这些要求去做,在这些方面我们缺少的太多。关键是我们的风气已经浸润侵蚀人们多年,当清清白白做人在社会上行不通时,大多数的人只能采取欺世手段生存了。 

       总之,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十分有价值的,好读的随笔集,这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的法学家的美丽的文字,开卷有益,假如你读到它,你一定像我一样,觉得“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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