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阿富汗泥潭的我们，应当向谁寻求指引呢？嗯，当然是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反正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这样认为的。别想了，这件事和印度帝国没什么关系。在我和基辛格的谈话开始十分钟后，他说道，政策制定者们应该考虑……比利时。没错，比利时。基辛格嗓音低沉，话音听起来自然很浑厚。这位博士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想看看我这个历史学教授是不是明白了。

　　猛然间我确实有点明白了。如果把兴都库什山被搬到泥泞的弗兰德这一离奇景象抛在脑后，你会发现：阿富汗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都称不上已经塑造成型，都是不同语言和不同信仰相互竞争的舞台，也都是居心叵测的邻国肆意欺凌的对象——斯海尔德河(Scheldt)！默兹河(Meuse)！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基辛格像一位耐心的导师一样继续解释道：“18世纪前以及整个18世纪，各路军队在弗兰德进进退退。”的确如此，这些人马引发了无穷无尽的恐怖战争。19世纪早期，在比利时独立展现出曙光时，威灵顿公爵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是国际社会一致同意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这一中立地位持续了80年之久。”基辛格暗示，我们在阿富汗问题上若取得同样的成果，就太幸运了。

　　现已87岁高龄的基辛格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巨著，书中的某些部分出奇地感人。基辛格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当然，这里的意思决不是说他已经过时、已经远逝——情况恰恰相反。在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的办公室里，他邀请我坐在他的左边，告诉我他有一只眼睛的视力已经不及正常水平了。幸运的是，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他的身体还有其它毛病。他卷曲的头发已经雪白，宽阔的面庞上也有了更多皱纹，但他善于分析的头脑仍然敏锐如刀，能够以稳健的思维步伐做出连串的判断；那是长老的思考，如果改让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来刻画尤达大师(Yoda)，一定就是这个样子。虽然基辛格在现实中居住在曼哈顿和康涅狄格州，但他真正的居所却是在经典治国大师云集的帕纳塞斯山(Parnassus)——在那里，俾斯麦(Bismarck)每天向梅特涅(Metternich)脱帽致意，困倦的塔列朗(Talleyrand)戴着扑满白粉的假发，向周恩来心有灵犀地眨了眨眼。

　　基辛格居高临下俯视国家事务里的种种小问题，这种视角有好的一面，也有不那么好的一面。一方面，身居奥林匹斯山巅的高远视角让基辛格能看清更广阔的图景。另一方面，一生都沉浸在官方事务的繁文缛节和需小心应对的外交工作当中，这让他的讲话变得圆滑、失去了棱角。不过，他在这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江泽民做出了坦诚全面的描述，其中不乏呈现人真实一面的描写。他在回忆起与毛泽东的交谈时深沉地笑出声来，像是在含着鹅卵石漱口。他说，年事已高的毛泽东仍不服软，夸张地宣称“老天不收我”、或是坚称希望被人“诅咒”，以证明即使到最后时刻他也仍具有让人又畏惧又愤恨的帝王之力。

　　我尽力不让自己因“尼克松(Nixon)-柬埔寨-智利”的惯常原因而喜欢基辛格，但我不只一次为他彻底折服。17年前，我受邀为他的著作《大外交》(Diplomacy)撰写书评。我原以为这本书能让我对外交文化大开眼界，比如关键决策是怎样依赖看似微不足道的外交礼节等琐事才得以确定的。我还记得在巴黎举行越战和谈时各方围绕谈判桌的形状展开的冗长争辩，既荒诞可笑、又举足轻重。难道这本书中没有电报措辞不当造成政治灾难、鸡尾酒会上的错漏演变成国际事件的故事？然而，《大外交》却相当常规而优雅地阐述了19世纪的外交政策、欧洲列强的大公们的治国艺术。这本书角度独特、堪称优秀：它经常给予读者启发，尤其是在探讨俾斯麦和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时。基辛格在哈佛大学(Harvard)曾对俾斯麦做过许多研究，而维也纳会议是他的著作《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中的核心部分——该书至今都仍是这一领域的最佳著作。我在书评中也是像上面这样说过，还对该书未能从社会学视角来探讨外交实践表示遗憾。

　　书评刊出大约一周以后，我的电话响了。对方言辞礼貌，话音深沉、神秘、带有德国口音——当然得装成这样了，我想。两天前，我一个爱开玩笑的朋友才刚刚在电话上冒充过基辛格，几乎以假乱真，我一时间还真以为基辛格在因我写的那篇书评痛斥我，后来我才识破了这个把戏。所以这个电话打来时，我本欲以自己模仿得很像的尼克松的腔调接电话，但很快发现对方这次真是基辛格。他对我希望他写的那种书表达了一种礼貌的困惑，问我能否考虑当面更详细地解释给他听。我深吸一口气，想道，干嘛不去呢？在基辛格的公寓门外，我对自己说：这可能是个坏主意，但为时已晚。基辛格本人（而不是我料想中的曼哈顿男仆）亲切地用一只手为我拉开门（我就是在这一刻为他折服的），另一只手朝感激地张开大口的慵懒猎犬扔了一片狗饼干。是为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将近20年后的今天，基辛格仍记得那天的事（他的记忆力仍然出众），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基辛格告诉我，他已尝试在这本关于中国的新书中融入一些我希望具备的视角，我又一次为他折服。他点到为止的奉承让我猝不及防。我回忆起，我的确注意到该书的一些段落将中国实力的展示作为某种文化表演进行陈述：继承自帝国时代的宴席、敬酒和悉心的拿捏，例如外国使节应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受到主席接见。基辛格认为，如果不能敏锐地注意到他所谓的这种“把款待当作战略的一个方面”，中国之门的打开可能就不会发生，世界也会变得与现在截然不同。

　　那么，这本关于中国的新书，可谓与基辛格迄今已出版的任何著作都不同：它讲述的是两个一开始看起来几乎没有任何途径互相了解的大国，走向文化上互相理解的过程。看看尼克松和毛泽东，再听听他们的谈吐，这两个人的搭配应算是怪异中的怪异。但为美中两国“准盟友”关系铺平道路的是基辛格和周恩来，本书的核心是这二人建立个人友谊的故事——二人的友谊来源于了解难以理解的异国文化的共同努力。

　　……

　　当然，亨利？基辛格必须要努力掌握的第一个难以理解的异国文化就是美国文化。1938年，当基辛格一家逃离纳粹德国到达纽约时，他已经15岁了。当时，有很多方式和社区可以帮助基辛格缓解这种文化上的冲击：纽约上西城有活跃的德国犹太侨民社区，人数众多；哈德逊河畔有定期聚会(stammtisch)；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还有军事情报解读组，其中有许多像基辛格这样的人。但在哈佛，基辛格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学院名流们的求思若渴。以最严苛方式把基辛格一路带进美国思想殿堂的是一位令人意想不到的精神导师——来自田纳西州莫夫里斯波洛(Murfreesboro)的威廉？扬德尔？艾略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t)。基辛格回忆道，“他可是个大名人”，是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逃亡派诗人”(Fugitive Poets)中的一员。这群诗人还包括爱伦？泰特(Allen Tate)和约翰？克劳？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艾略特把自己的张扬个性和坚韧头脑带到了华盛顿，担任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顾问，并一直与那个圈子保持着联系。艾略特一开始可能对哈佛的本科生并不感兴趣，尤其是那些带有浓重德国口音、诚挚迫切求知求学的本科生。基辛格郁闷地笑着说：“我被分配给他时，他明确表示这对他是个很大的负担。他说，‘你不妨写一篇关于康德(Kant)的论文吧。’”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与政治实践？这正合年轻基辛格的心意，尽管作为前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的艾略特要求他在下次会面时朗读出来——这很像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的风格。基辛格朗读完后，这位逃亡派诗人承认：“你的思想倒的确有点意思。”“实际上，他说他现在愿引导我的才智发展。第一步就是让我去读《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

　　基辛格从艾略特那里学到的是，如果不掌握很长的时间跨度，那么对政治和政府的任何阐述都将是浅薄和适得其反的。在这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中，这种长远视野得到了全面展示。该书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坚持从中国古典文化的起源开始讲述，历数“中央王国”的诸多朝代，之后才论及衰落、割据和革命时代。基辛格微笑着讲起他在这本书开篇时提到的场景，毛泽东把党内领导人召集过来听他讲述唐朝发生的一场战争。“这就像我们的某位领导人回顾查理大帝(Charlemagne)时代的战争一样。”你能够听出来，基辛格是在认为我们的领导人回顾历史并没有什么坏处。他还哀叹“现代的政治家们太缺少历史感。对他们而言，连越南战争都久远得难以想象，朝鲜战争就更是与我们不再有什么关系了，”尽管朝鲜半岛冲突还远谈不上结束、而且随时都有可能从“冷战”转为“热战”。基辛格叹息道：“这（即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喜欢说的‘失忆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nesia)）是一种重大的残缺……我和政策制定者们交谈时，如果引述一些历史做类比，他们就会想‘他怎么又开始扯历史了。’”

　　在基辛格心目中，以深厚历史知识为基础进行分析思考的完美典范，仍是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身边杰出的顾问圈子。基辛格说，这个圈子的领军人物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有着“绝佳的头脑和远见卓识”，凯南关于遏制理论的那篇文章（1946年详述苏联野心的那份著名的长电报）“是具有开创性的，一个标点都不需要改”。但作为一位外交家，凯南可算是冷战中的一个暴脾气。基辛格回忆道，凯南从来都不能很好控制住自己的怒火，他曾在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不讲策略地大喊：莫斯科的状况还“跟纳粹德国一样”。“他的想法多少有些绝对，”基辛格微笑着说。“他不能忍受那些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

　　而掌控意外正是基辛格外交政策风格的精髓所在，特别是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俄中两国间的相互猜疑必然导致爆炸性的冲突，这一客观历史局面由来已久。但只有基辛格和周恩来共同秉持理性、遵循这一局面中的逻辑，才能实现中美激动人心的建交。如今我们知道，苏联因过度扩张而走向自我毁灭，那么，当时中国人对苏联入侵（毛泽东称之为“祸水”）的担心是否过了头？一点儿也不——基辛格答道。中苏双方当时都很紧张，这正是导致1969年的局面变得非常危险的原因。基辛格说，勃列日涅夫(Brezhnev)流露出“一种感觉，认为中国正浮现出一些不详的危险信号”。斯大林(Stalin)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也受到同一难题的困扰——始终没有“解决如何维持对中国的影响的问题”。苏联发动先发制人式打击的危险迫在眉睫，毛泽东对此保持着足够警惕——“他把所有政府高官都疏散到全国各地，只留周恩来一人在北京。”

　　第一次启程去与周恩来会面的时候，基辛格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多少？“一开始……呵，毫无了解。”因为那时候保密是第一位的，常规机构都拒绝向他提供任何资料。于是他回到了哈佛，希望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术大师费正清(J.K. Fairbank)和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能给他上几堂速成课。“他们想跟我谈为何应该允许中国加入联合国(UN)的事情，并向我提供了各种会让这件事变得轻松的方法。我认为这么做当然是非常明智的。不过，他们谁都没有坐下来告诉我：‘现在你真的该去了解中国人是怎么想的了。’”基辛格随后进行了大量自学，而且他非常清楚：如果想要达成任何成果，就必须摆脱美国官僚机构和国务院的通病，不能动不动就提出索赔和赔偿之类的法律问题，而应直奔基本原则、从达成“一个中国”的共识开始。“一个中国”的立场，是当时台湾国民党政府和北京共产党政府都坚持的。

　　谈起这个全球结盟态势上的重大转变，基辛格似乎在暗示这只能通过19世纪政治中常见的那种私人互动来实现。毕竟这整件事的中心（不要忘记尼克松古怪、混乱而扭曲的个性）是毛泽东——他的重要性是基辛格无论如何不愿低估的。我问他如何看待毛泽东最高指示的混乱与矛盾：下令开展“大跃进”，人为导致饥荒、致使几百万人饿死；发动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直到它即将致使国家崩溃才急踩刹车。“这些都是对‘人皆有一死’的反叛，”基辛格说道。这话听起来有点玄妙，但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补遗。被“无法想象的恶行”留下永久伤痕的，是邓小平那一代人以及邓本人（邓小平在上述运动中曾两次被打倒，他的一个儿子也被盛怒的红卫兵迫害致残）。但他们的下一代，开始认为也许毛泽东“出发点是好的……但一如既往地做过了头”。文革的痛苦与恐怖已是上一代人的记忆，基辛格说，这一代人“怀念……一种不一样的社会”。“现在在重庆，”他告诉我，“有一位党委书记，叫薄熙来，正在引领某种毛泽东思想的复兴。我一位曾在中国呆过的同事告诉我，10年前，大学毕业生们都想成为高盛(Goldman Sachs)的高管，而现在，他们想当政府官员。”毛泽东本人面对当今的中国会怎么办呢？“我想他会头痛。他确实相信他对中国人民负有道德使命。而当今中国雅皮士们的自私会让他头痛。”

　　中国政府顽固地以残暴方式处理人权问题的记录，难道不会令我们在跟他们攀交情时犯下犹豫吗？在基辛格的职业生涯中，他曾不时被指责对人权问题不够关切，他对此似乎有些敏感。他回答说：“我会定期提出人权问题，通常是以个人名义，从不公开宣扬。但对于主张人权的人士来说，公开宣扬是一项道德使命，因为它让我们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为此，我尊重他们。”

　　但这种尊重，不足以妨碍他将中国看做推动朝鲜半岛和阿富汗局势转危为安的不可或缺因素。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任何试图使阿富汗免受恐怖主义侵扰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样说或许把中国的位置摆得太高，因为事实上俄罗斯和中国搭了美国在阿军事行动的“便车”：该行动遏制住了圣战主义者，减轻了圣战主义者在中亚和新疆对俄中自身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那么，事后来看，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宣布从即将到来的7月份起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是个好主意吗？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思绪一下子跳回越南。“根据我的个人经验，一旦迈出撤军的第一步，这条路就得一直走下去。黎德寿(Le Duc Tho)曾在谈判中讥讽我：如果用50万人都无法摆平越南，你凭什么认为用越来越少的人反倒可以呢？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出答案。我们发现自己的处境是，要维持……南越人民的自由选择权……我们就必须继续撤军，而这也就减弱了各方参与我所参与的那个和谈的积极性。我们在阿富汗也将面临同样的挑战。我在写给尼克松的一份备忘录中说过，撤军开始的时候，就像在吃盐焗花生，越吃越想吃。”

　　基辛格甚至还笑着为阿富汗局势勾勒出一个比任何人迄今想到的都严酷的前景，其中，基地组织(al-Qaeda)存在与否只是最不紧要的一个问题。他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一种事实上的分裂——印度和俄罗斯改组北方联盟，巴基斯坦与塔利班建立紧密联系、以抵御巴自身受到的包围。

　　忽然间，我在这个春天中感到一丝寒意。一战百年纪念即将到来之时，人们却隐约感到它在重演。那不是比利时式的，而是萨拉热窝式的。想想这些吧：充当大国代理人的准国家；包围妄想症；准备就绪的军火库（这次是核装备）；四面受敌、神经过敏的巴基斯坦出于不安全感变得暴躁好斗。“最终，爆发一场印巴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基辛格说，声音像平静的深海。“因此，通过某种国际程序讨论这些问题，也许能够制定出足够的约束措施，使得巴基斯坦不再感到被印度包围、不再把塔利班当作其战略保留。”他直视着我。“这可能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我们放任局势自行发展，这一地区可能变成下一场世界大战的巴尔干。”

　　突然间，基辛格悲观论断展示出的无可辩驳的清晰逻辑，让这位“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仿佛变成了“潘格罗斯博士”(Dr Pangloss)。两周前，美国各地都出现了圣经海报，宣称世界末日绝对会在5月21日到来。如果他们是对的，你现在就不会在读这篇文章了。但如果基辛格是对的，散发海报的人就还有机会把这个日期拨后一点。可别说历史和基辛格没有提醒你。

　　亨利·基辛格所著的《论中国》(On China)由艾伦莱恩出版社(Allen Lane)出版

　　译者/何黎

　　作者简介：西蒙·沙玛（Simon Schama），英国历史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讲师，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BBC纪录片解说员，美国《纽约客》杂志文艺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