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张红萍:法理在日常生活中——评周大伟先生的《北京往事》

        博主按:该书本馆已有馆藏,索书号为I267.1/D46 2008,分别在包玉刚馆二楼文学借阅区和主馆D区三楼文学借阅区,有兴趣的读者可前往借阅。

       现在已经很少有多少书能让我们驻足不前,停下来细细阅读,读完以后不仅觉得值得花这些时间,也觉得值得付出那些书费。但是周大伟先生的这本书不仅让我们停下了匆匆的脚步,而且让我们惊叹,我们从他的书中得到的绝非是奇闻轶事,我们得到的是高屋建瓴的见解。这些见解绝非一些轻微的感叹,而是学识、理性、思考提炼出来的精华——真知卓见。

       《北京往事》,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为是作者了解的一些北京的往事,就像许多文人已经写过的那样,把他们生活中的库存献出来与大家分享。周大伟的《北京往事》,不是因了文人的雅兴,也不是为了告诉大家他知道一些什么陈年旧事,他像一个社会解剖师,他像一个睿智的哲人,他拿着一把手术刀,居高临下地,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告诉我们这些事物背后更为深奥的道理——它不仅是这样的,更是那样的。当然,他的文笔绝不逊色于那些喜欢舞文弄墨的文人,我惊讶于他那些大道理竟然潜伏于娓娓道来的故事和人物中,他从容的叙说风格简直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他的语言不仅流畅,而且可以作为经典读本。一本不算厚的随笔集,到底告诉了我们多少道理,说出了多少思想,道出了多少真知,献出了多少法治方法,让我们恍然大悟了多少事情,让我们跟随他穿越了多长的时空,在不看它之前,你绝想象不出来。如此丰富的内涵,如此沉甸甸的内容,如此深邃的思想,就这样包含在13篇的文字中。那是怎样的汪洋恣肆,又是怎样的洋洋洒洒;那是怎样的不拘一格,又是怎样的声情并茂;那是怎样的海阔天空,又是怎样地归于法理。是怎样的胸怀、是怎样的格局、是怎样的气度、是怎样的学识、是怎样的阅历、是怎样的思考、是怎样的担当?成全了他的思想,他的文本。 

       这本书有价值,当然是因了描写的细腻,观察的敏锐,认识的独特,明晰的理性思维,独特的法理视角,不同流俗的见解,思想的深刻,另辟蹊径的曲折,知识结构的完备,睿智的发现,把握的准确,严谨的论据,非常具有学者随笔的特点,求实不欺。这本书对社会的益处是教会我们怎样透过现象看事物的本质,是给我们灌输了一些先进的法理知识。作者最终要告诉我们的是——在健全的制度和社会下,法治高于一切。只有法治,健全的制度、和谐的社会、公正的生活才能建立。 

       这本书的内容跨度大。从大到体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如“关于中国的复兴之路”,合同法、经济法的起草与探讨,小到怎样面对房屋拆迁中的纠纷并通过借鉴国际惯例给出法律方法。这本书的内容丰富,从非常重大而适用的法律探讨与论证,到外交和中西政治、文化的不同看法。从实际客观地对待物质遗产的保护,到对中国法律制定有影响的人物的生动描述。从影视界发生的法门遭遇到怎样公正客观地看待一个影响过中国的作家。作者始终是理性、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地对待一切问题,这种难得的严谨的理性思维让我们获益匪浅。因为学识背景与学识结构的开阔与合理,因为作者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始终能够站在国际前沿的学术背景下,他看待问题和得出的结论始终没有偏激。他从没有为了义愤,或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而走向极端。因此,这本书给我们的启发,不仅在学问的深厚,更在学问的态度与方法。这是我们在国内的学者中难得见到的风范,值得提倡和学习。 

       这本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作者总能让读者如临其境,当然这就涉及到作者描写的细腻,行文的幽默风趣,文字的生动活泼和文笔的流畅美雅。比如《1976:朱莉娅·尼克松的北京往事》和《走进中国:美国总统的奥德赛》两篇就有让读者感到如临其境的感觉。毛泽东突发其想,在深更半夜接见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中国人原以为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娅一定会为此次的殊荣感动,但因中美两国政治与文化的不同,朱莉娅没有被感动,反而在回忆录中冷静地叙说了这一不被中国人知晓的会见。朱莉娅不仅叙说了毛泽东对斗争哲学的阐释,毛泽东说:“党内有斗争,阶级之间有斗争。除了斗争之外,没有什么是必然的。”又说:“至少还要斗两百到三百年,这是非常可能的”,朱莉娅当然觉得毛泽东的斗争理论是荒唐可笑的,是恐怖和不可理解的。对于朱莉娅对毛泽东的批评和讥讽,中国人或许不能理解,但作者给我们指出:“如果我们愿意冷静下来思索一番,大概也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自身文化的缺憾和那个经济贫困年月的窘态。”作者指出,由于中美之间政治和文化的鸿沟,不同国家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毛泽东无法理解仅仅因为几盘磁带,就将一个世界大国的总统赶下台了,他说:“不就是两卷录影带吗?有什么了不起?”他对西方的政治很不理解,也不屑一顾,他更无法理解尼克松的下台与美国宪法之间的关系。他永远无法理解西方国家权力制衡的机制,因为在我们国家根本就没有法律,大家一致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只需要人治,不需要法治。在《走进中国:美国总统的奥德赛》中,作者给我们描述了1972年那个特殊的环境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当时,诺大的一个中国,像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城堡”。尼克松的访华是怎样影响了一个小男孩的生日——“他们如同一群本来还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栏杆里了”。最后作者指出:“尽管谁都无法预知未来,但我们还是愿意默默地祈祷,在今后的岁月里,无论任何政治人物的匆匆往来或喜怒哀荣,都不要再去打扰那些普通人安详的生活。让人们可以无忧无虑地选择任何一个静谧的夜晚。”“我们今天对这一切进行描述和反思,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生活故事,恰恰在于对这一切非人因素的抵制与抗议。”这两篇文章很快就吸引了读者,读者很快便跟随着作者的文字继续着一段开卷有益的阅读。 

       这13篇随笔篇篇蕴藏深意,篇篇精彩绝伦,篇篇凝聚着作者的深思与熟虑。比如《皇帝的新衣:来自北京老胡同的吊诡》,最能体现作者的冷静与勇气。有关北京老胡同的拆除与保护,保护的声音大大超过拆除的声音,原因是人们突然意识到要保护中国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重要性了,但可惜的是这种意识为时已晚。在建国初保护那是有可能的,而梁思成、林徽因等提出的保护北京城的文化古迹,说的是保护那些已经在北京存留了五六百年的明清建筑,是那些宫殿、城墙、门楼和角楼,而绝不是那些像贫民窟一样的老胡同。作者也提到要保护像皇城、亲王府这些达官贵人的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一些坐落有文化名人故居的胡同。但作者同时尖锐地指出:骑自行车的人和喜欢骑自行车的人,住胡同的人和喜欢胡同的人其实不是一回事。什么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被脆弱的私人情感所左右。这种力排众意的理性与敢于站出来说话的勇气,显然是作者担当的一种姿态。 

       作者在写作中,常常从以小见大的角度给我们一些发人深省的想法,《乐观与悲观之间:陈凯歌、黄健中遭遇法门》就是这样的,从陈凯歌和黄健中遇到的可能成为诉讼的两件事来看中国社会这三十年的变化。故事非常巧妙,作者26年前在火车上,偶遇陈凯歌和黄健中,当时陈凯歌对作者说:“你不觉得,在中国这个国家学法律,是件很悲惨的事吗?”可是事隔20多年,法律突然成为中国的显学,这些成为名人的人每天都有可能遇到有关法律纠纷的问题。对于黄健中遇到的“性丑闻”和陈凯歌遇到的被网友“恶搞”的事件,使他们变得异常尴尬,而作者却头头是道地给他们分析了这两件事如果在20年前会是什么样子,在美国会是什么样子,这显然有助于他们理解和处理这些事件。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这两件小事,看出了中国的法律在中国人生活中地位的变化和未来的走向。作者既从他们的遭遇看出“这个国家从权威时代走向民主法治时代的过程的若干特点”,告诉大家未来社会的变革不一定靠革命和战争,很可能是靠法律的一点点的健全。同时作者又指出:“在和这个国家日趋膨胀的GDP数字并不相关的其他领域里,进步堪称甚微。一个尊重法治和尊重人权的时代,其实距离我们还十分遥远。仅从法治社会的角度来说,中国还远未达到盛世。” 

       喜欢这本书,推荐这本书,真的是很佩服作者书中的许多真知卓见,甚至是很有贡献的见解,比如《我的战友王朔: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故事》这一篇就让我十分佩服。虽然王蒙等大腕级的人物对王朔的评价中肯而极具爱护,虽然有的评论家看出了王朔对中国小说的贡献,说王朔堪称当代的语言大师。但却没有一个人像周大伟这样从社会、文化、政治的高度和视角看出王朔的真正贡献——他是一个改变了中国人神经的作家,或许这才是他对中国人最大的贡献,而这如此关键的评价不是让一位长年搞研究的文学评论者发现的,而是让一位并不搞文学评论,但却比搞文学评论的人不知高明多少陪的法学家发现并指出来,这真是难以想象的敏锐和深刻。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将社会中、传媒中、演艺中的痞气归于王朔的始作俑,周大伟为此辩驳是大有必要的。事实是,王朔不仅无法对此负责,其实这正是一个社会自己缺乏正气和创新的结果,而非王朔之罪。倒是应该指出王朔曾对“党八股”的颠覆、消解作用,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对他应该投以尊重的目光,一个有贡献于中国社会的天才语言创作者。作者惊人的观点,既来自于作者对王朔的“了解之同情”(陈寅恪),他是真正知道王朔的经历,也真能理解王朔的人,更因为作者的见多识广,而更更因为作者是一个居高临下的社会观察家,一个理性而严谨的分析家,一个具有独到眼光和敏锐思维的思想家。而且这篇文章的细腻与从容,也让我们领教了作者写作的天赋。 

       最奇特的一篇是《从海滨公园里私家别墅想到的法律问题》,在一个城市的广场建造别墅,这肯定是要让人发出质问的问题,而且随之而来的当然是情绪激昂的讨伐——住在这些豪华别墅内的主人们属于贪污腐败的一群,无疑应当被绳之以法。因为我们一般人都只是从直觉和情绪表达我们的正义感和情感的,而作者却叫我们要看到这背后更远的问题,一个非常专业化的问题——土地分区规划或土地分区制度,只有看到这些,只有我们的制度健全到这样的城市规划的程度,才能最终避免在地价最昂贵的市中心建造别墅这种奇怪事情的发生。 

       这本书真是囊括了太多重大话题,澄清了太多混淆的观念,作者用自己清晰的理智反思了太多重大问题。在《学院、医院和法院:现代圣殿中的未竟之业》一文中,作者不仅以学者的勇气批判了当今大学的种种弊病;对中医做了中肯的分析;严正指出因为法治无法实现公正而无法建立国家的公信力。作者更对中国的道路问题,中国文化传承问题,做了精辟阐释。作者明确地告诉国人,“对于国家的崛起和社会和谐,单靠弘扬传统文化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文明的启蒙和制度的创新”,“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国家要现代化都不能忽视人类文明的新进展,人类的核心价值是任何国家不能违背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需要申明的是,我们同样主张对传统文化应当毫无疑义地加以保护、尊重、继承和发展,所不同意的只是企图利用传统文化否定和修改现代文明核心价值的做法。中国人民要谨记过去的悲惨教训,应该接受普适性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的先进制度,这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这样痛心、中肯的话语,可看出作者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学人学习是为研究,但研究又是为什么呢?如果不能为人类的福祉贡献自己的研究,那简直就是对文化资源的浪费。这本书中的许多见解对民众大有裨益,我们从这本书听出了正音。当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看到作者这样的话:“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学院、医院和法院,显然不完全在于高楼大厦和工作设施的改善,而在每个生命的灵魂深处,而在于完善的制度创新中,这包括权力的制衡、舆论的监控、程序的有效、正直的敬业、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诚实的人品、廉洁的自律、环球的视野”的时候,我们就对作者肃然起敬了。有多少人能按这些要求去做,在这些方面我们缺少的太多。关键是我们的风气已经浸润侵蚀人们多年,当清清白白做人在社会上行不通时,大多数的人只能采取欺世手段生存了。 

       总之,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十分有价值的,好读的随笔集,这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的法学家的美丽的文字,开卷有益,假如你读到它,你一定像我一样,觉得“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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