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权力与社会控制转型—贵州J村追踪调查

[摘要]以百村调查为基点,对贵州J村进行追踪调查,利用资源的分化和控制为切入点,描述当今社会转型期村落权力的运作现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乡村社会控制的转型趋势和思考。
论文关键词:村落权力,资源,社会控制,转型
  一、 问题的提出
  社会转型一词源于西方社会学现代理论,有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范型社会结构转换的内涵(张雄1993,35-38)。中国村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村落经济的转型发展是村落社会、文化转型发展的前提与基础。笔者所研讨的社会转型期是指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村落范围内由经济转型推动的村落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
  自古以来,中国国家政权对基层乡村并不存在一种直接的制度控制。春秋战国的乡里制度,秦汉的乡里组织制度,魏晋南北朝的豪族控制模式,隋唐以后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乡绅阶层这一中介实现的,唐代宗法宗族制在庶民阶层的兴起填补了乡村社会权力的空间,宋元实行里甲制“厢房”和“三隅”相对比较宽松的控制模式,明清“强调的是用正统的礼教来统治民心,用严格的监察制度来维系地方社会的稳定,利用国家掌管的土地、资产资源收取赋税的形式来建构对乡村社会控制‘无为而治’的体系”(王铭铭,1992),晚清时期,在世界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同时进行了“民族—社会”国家的建构,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社会渗透,竭力加强对乡村的控制。解放后,新政权虽然进入了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严格控制,但由于彻底斩断了与原有文化网络的联系,无法达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和治理。特别是从集体化时代到人民公社时期,村落的权力结构基本上是由国家“嵌入”的,村落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国家手中,村落只存在国家正式权力,没有所谓的“非正式权力”,国家对乡村的控制渗透到了村落的个人和组织,形成了国家权力对乡村控制的完全直接化、渗透化和严密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体制改革,乡村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在转型社会时期,中国政府亟需寻找一条适应社会大变革而且又符合中国地方实情的乡村控制模式。
  当今乡村社会产业多元化,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化,一些掌控社会资源的利益群体重新分配,成为村落事务管理的重要力量,村落中出现了多层权力控制的局面。笔者在此基础上通过对J村五次的追踪调查,试图从村落社会资源为切入点,透析当今社会转型时期J村村落权力的运作现状,以及乡村社会的控制模式的变迁,探讨地方文化资源、村落权力与社会控制转型的内源性。在当今农村社区进行村民自治和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情况下,希冀对探索乡村治理模式以及对乡村基层实行有效的治理和控制提供重要的现实借鉴。
  二、村落资源与组织较量
  自从国家民主进程在乡村的推进,以及市场体制进入乡村,现代社会村落资源进一步分化,村落社会出现分层,产生了诸多社会性组织,形成了多样化的社会横向网络组织,村落出现多元力量并存的局面。各种力量以组织为载体,通过涉入村落的管理层面的问题,依靠自身拥有的资源,介入村落公共事务,出现共同从事村落公共事务治理的现状,形成村落社会决策层的多面体,展现了村落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和互动性。
  J村是屯堡文化“活的博物馆”,至今保存着较为完整的传统文化事象,内涵着丰富的自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J村内衍了村落管理的自组织机制,形态各异的村落组织,诸如,老协会、屯协会、青年活动中心等,这些组织是J村的“自组织”,而不是由外部力量推动建立的“他组织”。这些组织的存在,使村民对村委会、村支部的管理功能和村落的权威产生了质疑。
  老协会,是J村民间组织的主要一支力量。老协会成立于1989年底,当时成立老协会并不是像其他地方的老协会是政府推动的产物,据老协会内部人讲,是当时的村主任顾ZY希望得到村里老年人的支持,协助本人对村落的管理,获取村内的权威而推动的,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2008年会员已达350多人。老协会成立的最初本意注定了其在村落一出现就涉足了村落的管理工作,协助村委会的工作,披上了权力符号的外衣,进入了村落社会权力网络中。在村委会和村支部对峙时期,填充了村落的权力空缺,独自出场组织了很多文化活动。经调查,老协会通过精心准备,于1997年农历正月初九组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届“迎春会”,举办了大型的文艺节目,包括地戏表演、花灯、对歌等,恢复了传统的节日庆典。从此,J村就形成了年度回归性的“迎春会”传统习俗和惯例,通过老协会多年的组织,老协会逐步获取了更多的权威。2000年龙年,老协会的几位负责人经过深思熟虑,经过上级同意,组织了12年回归性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佛事活动——“过河”,这一次民俗活动的组织主要是由老协会独自承担的,进一步证明了J村具有传统的社会组织资源,同时也证明老协会已经掌握了这种传统的资源,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组织能力,在村落树立了权威性地位,最终确立了老协会在村落管理层面的合法性席位。村落的很多组织如地戏队、花灯组等都听从老协会的调遣。老协会同时也开始操办着七月半“河灯节”的具体事务。另外,随着J村知名度扩大,更多的官员和专家学者来J村考察、调研,进行指导和学术研究,老协会是考察研究的重要场所,老协会同时也承担了大多数的接待工作,争取了更多的外来资源。
  自从J村搞屯堡文化旅游开发,传统文化资源成为旅游开发的项目,屯堡文化内涵变成了旅游产品。在这一背景下,村支两委意识到出面操办旅游发展不合适,老协会的老人精力不足感觉力不从心,于是在2001年12月在村支两委的领导下,一个专门搞屯堡文化旅游发展和开发工作的受村民公认的派生民间组织“屯堡文化旅游发展研究协会”(简称屯协会)便应运而生了。2003年初成立时,会员有50多人,大多是J村的学历较高和具有经商外出经验的能人,屯协会成立之初的负责人的身份本身具有复杂性,很多既是村干部,又是村里的经济能人,是一个由村落精英组成的团体,如张WS,梁ZW,苏SF,顾HJ等。成立之初主要是负责组织文化活动、搞村里的卫生和治安工作。随着屯协会掌握着更多的村落资源,控制着村里的旅游开发项目,权力逐渐膨胀,在村落发展上有更多的“话语权”,在某些传统文化领域开始代替了老协会,成为了主导村落发展的核心社会组织。协会的一个主要工作目标就是弘扬屯堡精神,挖掘和保护屯堡文化遗产。在这一目标下,屯协会在传统文化某些领域开始代替老协会,来操办村落的文化活动,与老协会争夺主导的空间。从2002年以来,原来由老协会独自组织的大型的民俗活动“迎春会”,开始由屯协会和老协会联合承办,但更多的事情是由屯协会操办的,同年大年十二组织了村民去安顺市区“大拜年”活动,组织了当年的“河灯节”活动。收集J村的屯堡文化资料,获取了独有的文化信息。原来由老协会承担的接待外来官员、学者调研的工作,也由屯协会开始接管,老协会只是从中协助,这部分资源老协会也开始流失。屯协会工作局面的打开,改变了老协会独自承管村落文化活动的局面,分享了老协会的资源控制的权力,使村落权力资源进行了再配置。
  青年活动中心是J村于2008年7月1日成立的青年组织。主体是村里的青年男子,年龄一般在18—45之间,参加人数多达130多人(截至调查时)。正如成立时倡议书所描述的,“成立J村青年活动中心的目的与宗旨,一切以维护J村村民利益的事为目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表明,青年活动中心也是以力求进入村落的管理层面而成立的社会组织,利用“为维护村民利益的事”涉入村落政治之中,企求在村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笔者初调查时,青年活动中心首先是由J村大堡片区的一些青年倡议成立的,没有什么组织章程,也没有组织核心人物领导,自成立以来,曾多次利用贴大字报的形式,对村支两委处理村里的问题提出自已的意见,主要是关于处理村集体财产方面居多,特别针对了村里的顾氏家族对村集体承包土地问题,认为村干部财务不公开,存在腐败现象。2008年8月,村委会按照上级指示,彻底取消村发电站,实现全村的农网改造,某些青年就旧电路电线的分摊问题向村委会发难,导致工作无法进行,一度中断。因此,J村有的妇女称之为“青年协会”,是与老协会在村落的权威相对而言的。表面上看此组织只是自发产生的,是村落自组织资源的拓展,然而有深层的内部原因,此组织的背后“人物”是前任村支部朱HC,组织村里的青年借助“村民自治”抵制现任村干部的行为。
  乡村精英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个具有分享集体利益的多重身份。我们不仅看到精英活动的表述价值,而且要看到他们活动的理由、行动后果及其对村落秩序和制度的影响。张静教授认为这是乡村社会基层“利益政治秩序”的表现,这种利益政治模式下的力量较量虽然也形成一种平衡机制,但是此模式中的博弈规则并不是具有普适性的参照,因为该秩序的维系需要利益各方的调和,无形中助长了挑战者捞取政治资源的机会主义倾向,提高了维持村落秩序平衡的社会成本。村落内部一项带有抵制性的集体活动行为,可能是分享权力性的,也可能是继续巩固和保护原有的权威地位和关系的,也可能是基于特殊利益对于普遍规则的抵制,比如J村青年活动中心的集体行为被看成是对应于“腐败”的社会活动,人们假定它正以“抗议”的形式,改进着村落权力结构及其活动原则的内容。但是有时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原因在更深层的原则方面,因为它与所抗议的对象可能共享一种价值理念,是同质的。因此,我们要区分这类活动的性质,关键在于对这类活动的实际理念、作用和行为后果作出合理分析。我们可以预测,在这种文化模式控制下的村落秩序不仅不能阻止冲突,反而会不断地引导和刺激各组织与村干部更多的低水平的冲突。这些低水平的冲突不会改变村落各种力量追求其自身利益进行博弈的游戏规则,唯一改变的是各种力量的对比以及掌控村落权威的组织和精英人群,容易滋长非正式组织及其精英的任意行为,使村落内部秩序存在失范的危险性。
  三、村民自治与村落秩序的维系
  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社会新时期民主改革进程中的新型尝试,是新形势下村治组织获取合法性的一种制度性安排。这种新的制度安排暗含着村落权力的来源有了新的变化,村民选举的形式形成了对村干部的选择机制,村落权力更多地来源于村民认同基础上的合法性,实质性地改变了村级组织的权力授予方式,实现了由上级授权到村民授权的转变,限制了乡镇政府对农村的行政介入,有力地推动了村落权力文明的建设。萧唐镖形象地称村委会选举为乡村各种力量角逐村庄公共权力提供了现实的“平台”和合法性“入口”(萧唐镖,2002,34)。同时,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也为转型社会时期各种村落力量的权力博弈提供了场域。政治体制改革和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但党支部作为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权力“末梢”犹存。人民公社组织形式的撤销,降低了村委的权力和威信。尽管如此,但自从2003年村民自治中村委委员开始有了国家工资,能担任村干部得到的利益仍是村民追求的“香饽饽”,特别是税费改革以后,村委事务大大减少,担任村委所获得利益大于所承担的责任,不再因税费问题而颇受村民的抱怨,不再是“烫手山芋”。村落精英利用这一契机,凭借对资源的控制,进行权力的角逐,出场在村落的管理阶层。
  文革结束之后,国家权力收缩,村民自治下的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调和过度期,使村落权力出现短暂“真空”,同时国家解除了民间活动的禁止,村民思想得到解放,被曾经认为迷信落后和封建异端的传统文化活动,在J村得到恢复。村民自治制度实施,J村产生了第一届村民选举的村委会,以村主任为首的村委会开始对以朱ZZ为首的村支部的绝对权威进行着挑战,开始向村支部索取更多的权力。同时,朱ZZ因病退出村支部的控制之后,J村村支部权威开始动摇,村支书更换频繁,威信下降,村委会组织获得了更多的空间。进入90年代中期,村支两委矛盾进一步激化,形成严重的对峙局面。二者紧张关系导致村落管理出现“盲点”,更多的民间活动开始让位于村落的民间组织具体操办,国家权力出现让渡于社会权力的趋势。
  村支部和村委会授权于村落社会组织来负责某些工作,并不说明村支两委放弃其领域的管理,只是把村落的内部事务合理地分配,赋予他们一定的主动权,其实很多活动的决策权和财政权在村支两委手中,更为重要的是村委会控制着土地的发包权。面对屯协会对村落主导面的扩大,权力逐步膨胀的情形,村委会采取逐步吸纳屯协会精英进入村委会组织中的办法,将其权力纳入村委会的掌控之下,如苏SF,顾HJ成为村委委员。同时,村支两委也意识到如果过多地放权于民间组织,势必形成民间力量的强大,形成对村落权力争夺的最大威胁;如果过多依赖民间组织,让民间组织从事更多的公共事务管理,势必造成村民对民间组织的更大认同,失去很多威信,不利于村落管理。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村支两委在这一领域实际上是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也是村落治理面对的难题。
  对于J村青年活动中心对村干部直面的挑战,我们更应该看到:青年们在某些“精英”操纵下,打着“村民自治”的旗号,利用社会舆论的形式,引发了更多指向改变现有村落公共权威状况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的主题主要是围绕基层正式组织和核心人物的行为展开的,它们成为村落发展集体行动、引发集体组织矛盾的诱因。这些活动现象看起来是一种维护村落公共规则、增进民主的行为,但对于挑战公共权威的一方来说,此种利益政治倾向的理念和行为规范在村落权力运作过程中扮演了工具性的角色,挑战者更多地是利用规则和制度安排去挑战当前权威者的“失范”行为,为自己的利益竞争获取广泛支持,它不以建设稳定而持久的权力平衡配置结构为己任,而是以加强自己团体的影响为目标,热力于通过对村落政治资源的控制和影响来解决利益分配。这种以利益为核心的理念与规则在建构乡村民主原则和制度建设上根本无法积极作用。
  四、结论:资源分化与多元控制
  农村经济体制转型,产业升级形成村落传统资源的分化。村民自治形成了村落新的政治资源,同时也造成了原有资源的分流。各种村落资源被盘活,村落组织和精英之间凭借自身控制的资源,展开了村落权力的争夺和较量,从传统文化活动的组织,到村落经济发展领域中主导权,积极对村落事务和传统生活进行介入,村落的非正式组织进入村落的权力结构,登上了村落政治舞台,参与了村落公共权力的角逐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与村落里的国家正式权力进行了互动,“村落治理的权力运行方向发生变化,从单一向度的自上而下的统治,转向上下互动、彼此合作、相互协商的多元关系”(孙柏瑛,2004,22-23),村落权力运作模式逐渐朝着多元力量制衡发展,使当代村落社会权力运作呈现多维的复杂关系网。从国家角度考虑,基层村级正式组织仍被视为公共资源(土地、集体财产、人事)的控制中心,并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控制,巩固着村落的内聚力,增强自己的控制权力。但从J村社会民间多元力量的活动和较量,我们看到村落非正式组织对村落公共权威的质疑,对村级正式控制权力的挑战,引发了村落内部组织矛盾和冲突,因此,村落社会的控制必须实现由纵向维度的单一控制向多维度的多元横向控制转型。但这种多元力量控制的局面,容易滋长以某些村落精英利益政治导向的权力博弈倾向,引发低层次的村落冲突,而且这些冲突中组织之间的较量和竞争,只是建构了与旧的村落治理关系同质的乡村社会秩序,激发基层社会的秩序失范行为,这是与我们建立乡村民主和谐社会是相悖的。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实现乡村社会控制和治理的合法性,既要对原有乡村的政治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防止其流失,同时又要着力于新的政治资源的创新和开发。在村落政治民主改革的进程中,既要强调改革措施的合法性对村落权力运作的强化功能,又要对改革中资源的配置进行不断的调适,在整个村落各种力量构成的复杂张力中求得平衡。

参考文献:
[1][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2]张雄,《社会转型的哲学思考》[J].学术界.1993
[3]王铭铭 王斯福 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4]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6]曹端波:《小农经济与乡村社会变迁——以唐代为中心来考察》[M]贵州大学出版社,2007
[7]孙兆霞等《屯堡乡民社会》,[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8]孙柏瑛,《当代地方治理》,[M]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
[9]萧唐镖主编,《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M]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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