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众型经济犯罪打处问题研究_刑事政策

论文摘要:年以来浙江省内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频发,对社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扰乱国家的金融秩序,成为爆发群体性事件的隐患,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认真研究分析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规律特点、形成原因、在司法实践中碰到的难点重点及如何更好地运用刑事政策办理此类案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此,笔者仅就以上几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论文关键词:涉众型经济犯罪,打处,刑事政策
  2009年以来,浙江省内连续出现了多起涉案数额巨大、受害群众众多、社会影响面广的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集资类案件,此类案件通常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吸引他人投资,承诺低投入高回报,在初始阶段能有部分人获益,一旦企业资金链接出现问题即会导致众多投资公众受害,经济损失巨大,危害严重,影响恶劣,且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还体现出时间跨度大,作案手段层出不穷的特点。该类案件通常称之为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所谓涉众型经济犯罪并不是规范的法律分类概念,是对经济犯罪中某些涉及众多不特定受害者而予以概括称呼的一类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一旦发生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突出问题。在此,笔者且就此类案件的特点、发生原因、办理此类案件适用法律中碰到的几个普遍问题及如何运用更好地运用刑事政策办理案件谈谈自己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特点
  (一)涉案金额大、受害人数众多
  笔者通过接触到的几起案件发现此类案件案值少则几百万,多则上千万,甚至上亿元;受害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上千人。虽然个体被害人损失较小,但总体金额数目庞大,对整个社会经济影响不小。例如浙江永宁龙机电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明集资诈骗一案中,陈建明共向62家单位和个人非法集资5.2349亿元,实际骗取2.094亿元;被告人周梅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中,周梅娥共向15人非法融资共计8002.37万元,实际损失2603.24万元;浙江省泰顺县三魁利民典当商行负责人薛学渊10年里共吸收存款人民币1.217亿元,涉及存款户达3000余户6000余笔,贷款户600余户700余笔;浙江女富豪吴英等人利用本色集团的一系列高调行为所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共向社会不特定公众148人非法吸收资金,涉案金额达14亿元。
  (二)以高额利息回报为诱饵
  此类案件通常以高额回报、收益迅速为诱惑鼓动普通公众投资,再如陈建明集资诈骗一案中陈建明即以月息2.5分至1.2角不等的高额利息及免贴息贴现吸纳银行承兑汇票为诱饵进行非法集资活动。杭州万利房屋置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百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也以支付1至8分的高额月息作条件先后向70余人吸收存款共计6500余万元,用于偿还借款本金、支付高额利息、投资兴办公司、炒股和个人挥霍,最终造成4000余万巨额款项无法归还。
  (三)案件时间跨度大、取证侦查困难
  涉案企业通常从小额资金吸纳、兑现回报开始,获取投资人的信任,然后慢慢放长线钓大鱼、以滚雪球的方式发展,至案发时周延时间很长、环节颇多,很多书证、物证往往遗失或者不全,给案件侦查、追赃退赃带来极大困难。
  (四)伴随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社会影响恶劣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鉴于金额巨大、受害群众人数众多,案发后往往群情激愤、难以抑制,从而引发大规模的集体上访、信访事件。一旦案件不能妥善处理则必将矛盾其中于司法机关,带来难以预计的后果。此外受害者在遭受经济损失之后也很有可能会随之引发家庭问题,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也对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社会诚信体系带来不良影响。
  二、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产生原因
  (一)民营企业的规模扩张冲动
  在萧山,民营经济十分普遍,这些企业往往有经济发展、规模扩张冲动。同时社会上流动着大量闲置资金,这些闲置资金天生具有投资增值需求,希望通过投资获得尽可能多的回报。民营企业规模扩张冲动与社会资金投资冲动之间的互动关系通常可以通过正常的银行信贷活动予以实现,但鉴于中国当前的金融制度中企业获得资金都要达到较高的条件,得到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手续复杂,时间冗长,民营企业在获取资金困难后自然而然地直接转向社会募集资金,通过社会募集资金拥有过程迅速、时间简短、成本小的特点。这时如果企业运营不力或者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后出现资金断链,则立即会导致此类案件的发生,然后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二)公众投机、从众心理的影响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相比较于其他侵犯公民人身、财产类案件而言较为罕见,媒体报道不多,民众对此类案件的现象、特点、后果也了解甚少。在高额利息、短期收益的诱惑之下,普通民众容易失去防范意识盲目投资,一旦有人参与其中,受从众心理的影响便会彼此效仿、彼此传染,范围越扩越大,某些及时抽身的除外,大部分人将最终血本无归损失惨重。(三)企业内部制度不完善
  一些涉案企业往往处于起步阶段急于扩大规模发展经济,此时其自身相关的制度通常没有完全到位。在规章制度缺失、财会制度不健全、风险机制没落实的情况下,一旦社会总体环境出现问题,企业必定受牵连出现运营不力、资金断链的问题,直接后果就是普通公众的资金难以收回,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四)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对企业敏感性不够、对危害性认识不足
  某些企业在工商部门、税务登记部门登记时相关手续不完整、内容不真实,却没有被发现,为案件的发生留下隐患,另外也使得案发后犯罪侦查工作难以展开,受害群众的情绪难以平息。有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显现出资金难以为继的迹象,相关职能部门也没有及时掌握企业的动态,或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最终导致案件的爆发。
  (五)外部经济环境的牵制
  通常企业的发展状况与社会整体经济环境的好坏密切相关,社会整体经济环境良好,经济运行有序,企业的发展也会较为顺利;社会整体经济环境恶劣,企业的发展也会受到束缚。而且企业与企业之间都会有一定的依存度,一旦其中某个企业的生产销售环节出现问题、资金难以为续,必然使得关联企业的生产工作难以正常开展,并以此相互影响、相互扩大,严重者就导致非法集资类案件的发生。此现象在2009年尤为突出,2009年以雷曼公司破产为导火线的全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国内经济带来了重创,对于外贸依存度很高的中国企业来说,在社会总体经济环境不良及关联企业受损的双重影响下,自身的发展异常艰难,某些在平常工作中隐藏的经济问题集中爆发,最终使得普通公众的投资收到牵连,陷入非法集资的泥潭,遭受巨大损失。
  三、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几个常见实务问题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合法民间借贷行为的区分
  在办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通常被告人会提出自己只是普通民间借贷行为的观点,而且从一定程度上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承诺在一定期间内还本付息,从本质上看也是一种“借贷”,那么应该如何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与合法民间借贷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看募集资金对象是否是不特定的公众。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最主要的特征便是针对社会不特定的对象募集资金,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接受刑事制裁。普通的民间借贷则表现出向少数个人、特定对象借款,是一种常见的民事行为,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一旦这种民间借贷逾越了“特定对象”的界限转向社会大多数、不特定公众,借款利率也明显高于法定利率,就会对金融秩序造成冲击,从而演化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其次,二者的利息差别较大。行为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通常出于大量资金需求,因此向多数人同时发出募集邀请,承诺高额利息、低投入高回报,诱惑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而普通的民间借贷则出于弥补暂时性生产、生活资金短缺需要,借款人可能高于银行同期利率,但不会高于太多。再者,造成的后果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一经形成将分流大量的公众闲置资金或储蓄,使资金在银行体系外流动,影响银行信贷的扩张可能。大量资金游离于国家金融体系,也将间接削弱国家宏观调控效果。而且,以高利为诱形成了黑市利率,对国家利率政策不利,扰乱了金融秩序。而合法的民间借贷只是民间资金的正常流动,受市场规律、价值规律的支配与制约,有利于经济主体的市场活动,充其量只是资金暂时游离于国家金融体系,不会对国家金融秩序造成影响,不会产生社会危害性。
  (二)“社会公众”的理解
  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是非法集资类犯罪的主要特征,是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合法民间借贷的关键,同时也是区分集资诈骗与普通诈骗犯罪的标准。集资诈骗也是诈骗,因为其向多数社会公众非法集资,而不是针对个别特定对象诈骗,便区别于普通诈骗。因此,对“社会公众”理解的正确与否决定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准确适用。在大量的司法实践之后,目前通说认为应从吸纳资金的方式来界定,如果资金吸纳有明确的针对性与特定的指向,即属于特定公众;反之,如果没有明确的针对性与特定指向,行为人主观上对无论从何处募集资金,无论与被害人是否相识,无论通过何种介绍、何种途径建立资金借贷关系均在所不问,即属于不特定公众。具体而言,区分特定公众与不特定公众,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第一,看行为人主观意愿,如果没有特定指向,只要能吸纳资金都照收不误,则可以认定为不特定公众;第二,看资金吸纳方式,如果是有意向社会广泛散布消息以吸纳资金的,而不是通过向特定对象或较为具体范围主动征询借贷意向的,可以认为主观上是向不特定对象吸纳资金;第三,看对象的亲疏程度、范围大小。如果借贷对象明显超出亲友、熟人范围,倾向于社会更多民众,可以认定为不特定公众。
  (三)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
  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犯罪的主要特征。集资诈骗具有诈骗类犯罪的通常特点,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行为人单纯只是吸收他人资金,并不想占为己有,则不具诈骗目的,不能认定为集资诈骗罪。对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通常在审查时可以结合行为人案发时的经济能力、后续行为等证据来推定。鉴于这种事实推定与承办人的经验逻辑有很大关系,因此很容易出现认识分歧。笔者认为分析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从经济能力方面可以看以下几点:一看企业法人注册登记,公司企业在注册登记时如果对财产状况、股权人、经营范围等要素进行了如实登记,这说明没有欺骗的意思通常也就不会有犯罪的意图;如果在登记要素上即进行了欺骗甚至登记内容本身不齐全却侥幸通过了注册,则可以考虑其成立公司目的是否具有非法性,甚至可以推断是否是专门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成立的公司;二看企业在对外宣传、信息披露中对公司经济实力、资信程度、经营状况的描述,如果描述情况与事实相符,则该公司信用可靠,主观目的上不会有非法性;如果对信息披露弄虚作假,则其目的上也存在非法占有的嫌疑;三看其在募集资金时公司实际的经营能力,如果公司生产在物资来源、技术力量、人员配备方面存在欠缺,根本不存在开展正常生产的可能性,也就不具备按照约定偿还本息的条件,则可以推论吸收资金的意图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行为人的后续行为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一看行为人吸纳资金后是怎么处理的,如果用于了正常的生产活动、只是做为暂时的资金调度,甚至对该资金进行了增值,则行为人应该没有将资金非法占为己有的目的。反之,如果行为人吸纳资金后根本没有有效利用,只是用于个人消费、挥霍,甚至进行违法犯罪活动,那他根本就没有回报投资者的意图,只是巧立名目,想占有他人资金而已。二看资金问题出现后行为人的态度,如果行为人为偿还本金、利息尽最大义务去挽回损失,虽然最终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也难以认定想非法占有他人资金;如果行为人在资金出现问题后“拆东墙补西墙”,则实质上只为掩人耳目,并不是真正想偿还被害人;如果行为人在获取资金后即推托、搪塞甚至逃之夭夭,则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之目的明显。
  (四)非法吸收存款用于合法经营的行为的认识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后用于企业合法的经营活动是否还构成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较大争议。认为用于合法经营活动后不构成犯罪的人通常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目的犯的观点:认为只有行为人吸纳资金后用于信贷目的的,即从事与银行工作性质类似的赚取利息差的行为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只要不是出于此目的,便不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另一种观点便持相反意见,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不是目的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秩序,非法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经实行就分流了大量的居民储蓄,形成资金在银行外的循环,影响了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使大量资金游离于国家金融渠道和政策监管之外,间接地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同时将大量的地上金融资源吸纳进去,破坏来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以高利为诱形成了黑市利率,对国家利率政策不利,扰乱了金融秩序。因此,不论是否以信贷为目的,不论募集资金后资金的用途如何,都不影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成立。对此,笔者更倾向于后者观点。如果持严格的目的犯观点,只有那些为赚取利息差进行的吸储行为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实践之中大部分的非法吸储行为并不是单纯为赚取利息差的,这种观点将不利于案件的妥善处理,难以平息民众的不良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团结。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目的犯的观点在理论上不成立,在实践中也不能降低对社会的危害性。
  (五)关于中间人行为的认识
  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通常需要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的效应,因此总是有不少中间人参与其中。对于这些中间人行为的认定也各有不一。笔者认为,任何行为都不能一概而论、一刀切,个案有个案的特殊性,但是其中还是应该有能够把握的原则:如果中间人明知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并帮助完成犯罪行为,则构成共同犯罪,应以共犯论处。即如果明知、放任行为人非法向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并帮助联系、共享收益的,或者中间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募集资金目的,仅为从中赚取利息差的,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共犯论处;如果进而包含非法占有募集资金目的的,则应以集资诈骗的共犯论处。而对于那些仅仅是碍于面子帮助牵线介绍募集资金,没有从中获利,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不重的,应本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作为犯罪处理,彰显刑法的人文关怀。例如,在浙江永宁龙机电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明集资诈骗一案中,被告人陈建明谎称借款用途,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并将集资款用于归还高额利息和部分本金、支付货款等不能产生收益之用途,致使多个单位和个人特别巨大的财产无法挽回,非法占有的目的之明显,认定为集资诈骗罪,而同案犯孙国松、陆琼、杨智慧等人为赚取介绍费、利息差或者贴息,为陈建明介绍借款,数额特别巨大,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则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四、预防、打处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建议
  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发生严重侵害了受害者的财产权,使得受害者辛苦积攒的血汗钱付之一炬、血本无归,而且可能引起家人、亲戚朋友之间关系的恶化,矛盾的升级,甚至导致家庭破裂,引发一系列难以估计的社会问题。这种经济犯罪在一定程度上也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使得社会诚信体系缺失,出现信任危机,影响了社会的有序运行。而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又会有群众的不断上访、问询,一旦不能妥善处理,势必会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也损坏政府的形象和司法权威。因此如何更好地运用刑事政策妥善处理此类案件,平息化解社会矛盾,以及社会各阶层应该如何加强自己的防范意识、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如何加强自己的工作力度是办理案件后不得不重视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点出发:
  (一)司法手段
  首先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应本着宽严相济、谦抑原则进行处理,同时要注重工作方式方法。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同的案件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从严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对于犯罪性质尚不严重,情节较轻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以及被告人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从宽处理,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该政策体现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就是要切实把握从“严”的政策,对于案情特别重大,经济损失巨大,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依法从严、从重处理,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有效震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不稳定分子,达到有效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维护法律的权威。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节俭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也就是说如果可以适用较轻的处罚就不必适用更重的处罚。此原则强调刑罚对犯罪分子的教育功能,对案件的处理要考虑是否有利于瓦解犯罪,化解矛盾,是否有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和回归社会,是否有利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由于行为人的融资行为从一定角度看还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在行为人能够偿还被害人经济损失、不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况下,还是应该考虑从宽把握,以不认为是犯罪处置为宜,以保护创业者的创业热情。此外,由于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具有社会影响大的特点,司法人员在工作中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如对于案件特别重大的,要特别注意群众的上访情况,尽可能地组织专门人员统一接待上访,抚慰情绪激动的受害人。要畅通救济渠道,防止因办案时间太长导致资金被转移从而影响追赃率。在案件信息获取方面,侦查机关要构建情报获取网络,在重点企业、领域建立控制阵地,一有风吹草动及时捕获信息,及时发现犯罪线索,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同时,可以加强与行政执法、经济管理等部门的信息协作,建立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情报信息交流、线索查证、移交和联合打击的工作,及时获取情报。
  (二)行政手段
  工商、税务部门在企业进行登记注册之时要严格审查、从严把握,在源头上防范以犯罪为目的的公司、企业的成立。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要及时进行监测,密切关注企业经营情况,建立预警机制,一旦发现不安定因素及时化解、及时控制。例如,建立重点企业联系制度,对重点企业予以特别关注,在关键时刻予以出谋划策。在多起案件发生之后建立事后危机处理机制,逐步建立完善的应对机制,有条不紊、切实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
  (三)金融手段
  首先要金融创新,降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贷款门槛,拓宽多种集资渠道,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从源头上遏制非法集资现象的出现。其次,要加强机构内人员的业务培训、职业道德培训,譬如在陈建明非法集资一案中,其中一个被告人便是银行职员,其也帮助陈建明先后联系、介绍公司、个人借款并帮助陈建明吸收银行承兑汇票,从中赚取利息差和贴息。原本作为金融领域内的犯罪,银行人员应该具有职业敏感性,不会越入雷池,可是仍然有人知法犯法,因此要加强金融机构内部人员的业务培训,增强职业敏感性,还要加强职业道德培训,明确守法合规、专业胜任、授信尽职、风险提示的职业操守。
  (四)企业自身制度建设
  企业应该在发展壮大自身的同时注重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企业财会制度,做到经济来往有帐可查,树立群众对企业信用的信心。企业还应该按照要求经常性的进行信息披露,公布企业的经营情况,一方面有利于群众及时掌握企业的状况,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企业自身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予以弥补。另外,企业要有风险决策机制,在决定进行一项决策之前要进行风险评估,稳妥地扩大企业发展。
  (五)公众自身教育
  从普通公众来讲,要加强自身学习,多听多看多关注社会新闻,及时了解社会现象,加强自身防范意识,不要在诱人的条件面前轻易地陷入其中,失去理性,要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尤其在涉及投资等重大个人事项之前要多与家人沟通,得到家人的支持与理解。家庭成员、亲朋好友之间要相互团结,一起冷静分析,避免盲目从众遭受巨大损失。
  (六)传媒手段
  作为舆论先锋的媒体组织以及政府的宣传部门要及时传达国家的有关政策、法律、当前发生的特殊案例,揭露犯罪,教育警示社会公众提高防范能力,抵制诱惑。尤其是具有时效优势的媒体要特别具有敏感性,要即刻揭示犯罪伎俩,及时给群众敲响警钟,倡导社会勤劳致富、文明礼信的氛围。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446 | 返回顶部
发表评论
昵 称: 
验证码: =6+2(答案错误内容将被重置)
内 容:
选 项:
为了保护您的发言权,请您文明用语,一旦有违规行为IP将被封查。
字数限制 1000 字 | UBB代码 开启 | [img]标签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