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春:后车之鉴——司法独立与还权于民

 

王永春:后车之鉴——司法独立与还权于民

十八大后,政治体制改革已提上议程。司法独立已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它从技术层面上对司法公正起到关键的保障作用,将推动司法的法律化、职业化进程,人们似乎认为,只要司法独立了,中国的法治就现代化了。

 

  其实不然,清朝末期救亡图存的官员中,主张司法独立的并不比当今体制内的政要少,他们基于常识、常理,没有依托西方理论,从最平实的人类治世经验中论证其合理性,如御史黄瑞麒指出:“皆督抚以意为之,督抚而贤则一省之亊举,督抚而不贤则奸弊百出,贻误无穷”;官制大臣载泽说,“司法之权寄之行政官,徒以长行政官之威福,贾人民之怨望。积忿于官长,终且迁怨于朝廷。弱者饮恨,强者激变矣。各国革命风潮莫不源于讼狱之失平”;沈家本更是从多个方面反证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可以说,司法独立问题已进入了清末制度的具体操作阶段。可是,清末官员所言的司法独立从未上升至国家主权层面,没有还权于民,最终丧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

 

  自胡锦涛主席提出“党的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三个至上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后,法学界和实务界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其中实践中一个重大的失误就是有人把法治理念简单庸俗化,认为共产党的利益高于人民利益,把共产党的地位凌驾在宪法法律之上,欲使共产党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脱立人民群众,严重地亵渎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使三个至上成了某些利益集团侵夺人民利益的口头禅,恶毒地挑拨了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正常关系。

 

  从三个至上的逻辑结构上分析,既然属法治理念,当属抽象概念范畴,党的利益应属共产党的抽象整体利益,而不可能是党内局部或某些成员的特殊利益,这也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党对党的利益的普遍理解,否则无异于把党的利益等同于社会黒帮团体的特殊利益,所以三个至上党的利益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指共产党的抽象的根本利益,而不可能是指党内某个派别集团的特殊利益,当然更不可能是某个部门、某个地方政府、某个国有企业的具体的垄断利益。由于共产党的服务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在这里把人民利益仅仅理解为抽象整体利益,就会使党服务的对象不明确不具体,给人一种欺世的感觉,显然此种解释不当,因此这里的人民利益既可指人民的整体利益,也可指人民的具体的、个别的,局部的利益。又由于宪法和法律是政治的具体表现形式,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集中表现在宪法和法律中,尊重了宪法和法律就尊重了人民的利益,维护了党的领导权威,也就实现了党的利益。所以三个至上的逻辑重心是“宪法和法律至上”,这里内嵌了司法独立的价值取向。

 

  实践表明,一些地方党委由于持上面片面观点,没有全国一盘棋样的大局观,没有自觉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这特别表现在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上,非法干预司法人员办案,破坏了司法的统一性,形成了地方司法割据。近五年以来,我国社会矛盾加剧,一些地方党委便不断加强政法委对司法工作的业务领导,不但没有实现其预想目的,反而造成一些重大冤、假、错案,使一些基本法律规范被弱化和虚化,法律的权威受到极大的贬抑,一些地方部门竞打着“党的利益”旗号,通过政法委暗中操控司法,把公安当成党委的保安,使法院庭审成为皮偶剧场,大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这些都是对三个至上的误读错解,这也从反面论证了三个至上的逻辑重心是“宪法法律至上”。

 

  反观我国这几年的司法改革,司法权高度受制于党委,它将政治层面的司法独立禁囿在单纯的法律层面,没有从宪法至上的理念中来充分保障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以私权利制约公权力,建立有限政府,使得司法独立问题简单地等同于“审判独立”问题,结果使人民主权宪政理念弱化,剥离了“审判自由”的精神,使司法机关亊实上沦为党委行政机关的附从,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被严重践踏,这种工具性的司法显然不利于实现宪政与法治,例如重庆的薄、王成了酷吏“、“悍司”就是明证,如果未来的司法改革不与政治民主化同步,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而得不到制约,司法权可能变成恣意和擅断的工具,我们必须以前例为见,还权于民,保障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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