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民粹主义之于刑事司法审判

“没有人愿意真正得到正义”。这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Alan M.Dershowitz在其自传性质的畅销书《最好的辩护》(The best defense)一书的前言部分写到的。他接着解释到,由于律师与检察官都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整个案件的过程中,其首要目标必然是想着如何“战胜”(Winning)对方,至于其追求的结果是否符合正义的价值理念,则在所不问。而读者一般会认为,至少法官是公正的,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事实是,多数的时候,法官是与检察官和警察站在同一条战线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其做出了不正义的裁判,他们也会想尽办法避免上级法院推翻其裁决,因为对于法官们来说,判决的未被推翻,才是最关键的被视为成功法官的标准[1]。在此书前沿的结尾,Dershowitz教授以其自身参与刑事审判过程的经历列举了十三条值得所有参与刑事辩护的律师的注意的“规则”,这种规则在笔者看来,更多是一种刑事辩护中的潜规则:一是几乎所有的被告都是有罪的。二是所有的刑事辩护律师、检察官和法官们都清楚规则一。三是为了使得罪犯成功伏法,有的时候违背宪法的规定是更容易达此目标的,更在有的时候,如果不违背宪法,是不可能成功起诉犯罪嫌疑人的。四是几乎所有的警察都谎称自己在刑事侦查中违背过宪法规定。五是所有的检察官、法官和刑辩律师都清楚规则四。六是为了成功起诉犯罪嫌疑人,许多检察官鼓励警察谎称自己在侦查过程中没有违背宪法。七是所有的法官都清楚规则六。八是大多数法官即使清楚警察在撒谎,也宁愿相信警察没有撒谎。九是所有的上诉法庭的法官(Appellate Judges)都清楚规则。八,不过很多法官仍旧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十是大多数法官并不相信被告的宪法所赋予其的基本权利已被侵犯,虽然被告说的是事实。十一是如果相信一个人是无罪的,大多数法官和检察官们不会无故裁定其有罪。十二是对于规则九,并不适用这样一些人:有组织犯罪的成员、毒贩、职务犯罪或者潜在的告密者。十三是没有人真正愿意得到正义。

  初读这本书,当看到这十三条规则的时候,心中不免有些诧异。作为现代化程度极高的美国,其法治的进程也体现出世界领先的水准,其独有的司法审判体系和悠久的普通法精神已得到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的认同和肯定。而身为一名美国法学院的教授,何以对美国的司法制度,尤其是刑事审判程序表露出如此一番悲观的态度?想了解这一点,还需要对作者本身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作者艾伦·德肖维茨(Dershowitz.A.),律师、法学教授、作家。二十八岁即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学教授。成功代理过许多重大案件,包括辛普森案、泰森案、五大楼秘密文件案、克林顿总统弹劾案和美国总统大选案等著名案件,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辩护律师”。其著作包括《最好的辩护》《极不公正》《最高法院如何控制2000年辛普森案件》《厚脸皮》《财富揭密》和《任用的借口》等。目前他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

  不管是作为一名法学院的教授,一名畅销书作者,还是一名刑辩律师,德肖维茨都堪称出色,而这样一位生长在美国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的代表,如何对于美国的司法系统做出这样的评价?

  德肖维茨出生于纽约,生长在纽约布鲁克林的犹太人家庭中,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阶级,而其祖父则是犹太裔的波兰移民。其居住的社区属于布鲁克林的传统的犹太移民聚居区。虽然在德肖维茨的成长经历中,也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第三波移民潮的冲击,在其居住的社区也充斥了不同民族背景的其他移民及其后代,但是其犹太民族的传统却基本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在这本自传式的书中,德肖维茨并不忌讳谈起在其成长过程中,这样一种身份给其带来的深远影响,尤其是纳粹在上世纪对于犹太民族的屠杀(The Holocaust)对于其社区及其所有犹太裔美国人的心灵的冲击。甚至作为一名刑辩律师,其代理的第一桩案件便是有关犹太组织(JDL-Jewish Defence League)中一名成员制造的爆炸案有关[2]。

  在青年时期,德肖维茨并不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更多的时候,其在学校经常被描述为“孩子王”或者是“不安定因素”,经常与老师对着干,并不断制造一些恶作剧。由于移民潮的到来,德肖维茨成长的街区涌入了许多非犹太裔的后代,而民族矛盾的冲突不仅在国与国之间蔓延,在成年人中蔓延,也在这些年幼的孩子们中有所体现。德肖维茨由于天生身体强健,并且酷爱体育运动,在犹太裔的青年中很有威望,经常带头反抗那些欺负犹太裔后代的街头混混。而这一切成长经历与其以后在法庭上强硬和勇敢的作风不无关系。而德肖维茨身上这样一种民族情怀和反抗精神并存的结合,为其以后从事的辩护活动注入了无限的激情。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也必然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在民族问题上其尖锐程度远胜于任何其他一个国家。而在美国成立的两百多年的历史上,虽屡有爆发民族和种族事件,却未能动摇美利坚合众国的根基,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美国虽然为多种族多民族国家,但由于其历史渊源,在宗教信仰上保持了大统一的局面,基督教教义在这些英国殖民地后裔和其他后来的移民心中具有不可动摇的根基作用,这也保证了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在历史上人民宗教信仰的稳定。二是美国地广人稀,在建国初期确立的价值取向就是要进行开拓、发展,而这样一种传统带给来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新的希望和憧憬,这样普世的价值观使得人们在合作和竞争中体验到主体的平等性,种族和民族矛盾得到缓和。三是美国宪法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伟大创新,为美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奠定了现代契约精神的基础,虽然宪法的订立一波三折,并且最后的文本是几方意见做了极大妥协和让步的结果[3],但是其诞生保证了国家在建立初期的政权的合法性和各州利益的协调,虽然美国宪法在之后历经数次修正,但宪法精神、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规制各级政府的规定已经深入美国民众的内心,作为一国民主制度的最大保证,其也为美国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有力保障。

  而最后一点,也就是在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中所确认的一切最基本得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宪法基本权利,构成了美国司法制度和所有既成判例法则的法律基础,美国宪法的固定和既判力也为所有参与诉讼的法律人提供了站在己方立场上争取自己利益的合法且有效的材料。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问题等各种社会问题,虽然已无法撼动美国国家的根基,但在个案中由于媒体的介入,信息传播的加速和信息失真现象的不断涌现,在美国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而在这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民粹主义倾向对于司法审判的影响。

  民粹主义(英语:populism,又译平民主义)意指平民论者所拥护的政治与经济信条,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也可以被当成是一种政治哲学或是政治语言,包括争取耕地利益、主张自由使用银矿来铸造货币以及提倡政府管制垄断现象。学术界有关民粹的讨论甚多,但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学术概念来处理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义呈现的样貌过于丰富,难以捉摸。

  民粹主义的原文含义是个中性的单字,固然民粹有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没有必要把它看成本质的恶,否则极可能会误解民粹的意涵。民粹是一种人民不满现状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菁英阶级所代表的统治团体,既腐化又堕落,因此宁愿要人民相信自己,也不愿相信这套制度,所以民粹主要的特质就是对政府的怨怼[4]。有的学者指出:“民粹主义存在于任何一种对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而这样一种统治阶级总被民众认为操控了社会权力、社会财产、社会教养和财富。”[5]相同的观点指出民粹主义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这种政治现象的出现与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的紧张关系加深息息相关[6]。这些学者所要阐释的是,民粹主义通过不同的渠道,表达了公共视域中显著和独特的群体的情绪和呼声。这些群体并不具有代表全体公众的意见,他们相反认为政府忽视了他们的诉求,却对另一些不值得关注的群体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们认为政府的政策剥夺了其权利并且使其不能像其他的社会群体一样收益。不言而喻,在一定程度上,民粹主义反映的是认为被社会遗忘的群体的声音,是其对于社会疏离的不满的反映[7]。

  著名刑事学家David Garland就精辟的论述道:刑罚政治中如今存在一股特别民粹的潮流,轻视专家与专业精英,而崇尚“人民”“常识”,主张“回归基本”。犯罪政策上的强势声音不再来自专家甚至实务工作者,而是来自那些“长期受苦”“被亏待”的人们,尤其是“被害者”以及恐惧与焦虑的大众。几十年前,民意的作用是偶尔在某些政策提案上踩刹车,现在它成了政策的重要来源。学术研究与犯罪学知识的重要性被贬抑,取而代之的是服从于“经验”“常识”“每个人都知道的事”[8]。

  民粹主义的导向和大众媒体的传播的方式和技巧的发展与改变息息相关,对于谁是“人民”,谁又能以人民的声音在公众面前声称为人民的利益呐喊,在很多时候,是不能确定的,也是扭曲的。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不仅是政治事件、文化事件成为了大众传媒竞相报道的对象,司法事件,更确切的说,是正在进行的司法审判案件,也被放在了大庭广众之下,案件的当事人、参与人和诸多细节都被报道、评论。而新闻媒体的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多数不熟悉司法程序和案件真实进程的民众意见,而一旦案件的审判偏离了这样一种导向,民粹主义的论调在有些时候就是无法避免的。这样一种情形,在当下的中国,已屡见不鲜。而在三十年前的美国,在纽约,德肖维茨所代理的一场诉讼已经展示了司法审判与民粹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德肖维茨在本书中也详细描述了整个案件的进程。

  德肖维茨在本书的前言部分就称其所选取的案例都同时在当时美国司法进程和自己的个人经历上来说,有重要意义的案件,有的案例还具有典型的法学理论价值[9]。而本文认为,德肖维茨在代理的这起案件中,不仅对于美国司法界和其自身的执业历程有重大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产生的一种民粹主义思想在司法审判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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