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存在“中国模式”吗？

作者:yhli 日期:201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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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存在“中国模式”吗？

时下，“模式”是中国法学界的热门词，“中国模式”更是提得震天响,甚至是不提“模式”的文章就是没有底蕴和意义的。模式的横空出世，也是伴随着一大批坚持本土化学者的造势：从早些时候朱苏力教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到陈瑞华教授的《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再到高一飞教授的《司法改革的中国模式》等。“中国模式”成了中国法学界引以自豪的事情，也成为理论界骄傲的资本；中国模式也似乎在表明中国法学界可以在全球法学的舞台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仿佛中国在强势的大陆法国家和英美法国家之间杀出一条特色化道路，不再做东亚病夫，扬眉吐气了。法学界的欢欣鼓舞，激动着很多人的心脾。司法改革的赫赫功绩可以被概括为如此动人的话语，与官方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成功一样，学界也是充满了自我陶醉的浪漫情怀。越来越多的学者痴迷在书斋中，幻想着理论的高度概括能够诠释所有的现实精华，解决所有的实践难题。于是乎，大量的专著和论文生产出来，成为中国目前法学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然而，笔者恰恰认为，当我们以“中国模式”自居时，中国法学就走入了歧路，或者是邪路。

中国法学的起步较晚，基本上是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中国法学的发轫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下：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各项制度亟需重建，社会秩序迫切需要恢复，民众生活需要安定下来。那么法律就起到一种震慑以及强制的作用，对于当时的法制构建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指引，中国法学被披上一层“工具”的外套。

随着十几年来的法治建设，中国法学从开始的学习英美，到后期的学习大陆法国家，基本是在复制国外的司法制度。这个过程，总体来说是成功的；尽管我们照搬来的制度南橘北枳，但是还是嫁接在中国本土上面。中国法学逐渐成熟起来，法学界逐渐觉醒，开始掌握自己的话语权。中国法学逐步从“工具”走向独立，法学真正进入正轨；然而，危机伴随而至。当法学界不再满足于服饰、法槌等象征性的形式改革，开始深入核心地带，触及权力、利益再分配的关键时刻，一股强势力量进入，宣告中国法学的成功转型与定型—这就是“中国模式”。

循着脉络思考，中国法学的发展就是被标签化，但是桀骜不驯地前进的过程。也许，我们总是希望观念的渗透会改变基础，打出自己的品牌；这种理想主义总是法律人的一厢情愿，现实总是给出惨痛的回击。

中国模式的基础是强调我们的制度优越性和特别性，认为在中国的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法治建设也是突飞猛进，中国法学界的自信心足以膨胀到足以自己提炼模式，与西方世界并驾齐驱的地步。我们的司法改革进入到了攻坚阶段，却被突然叫停，恢复到传统司法的老路上，并且不断强化一系列的与改革相背的措施。热衷于总结实践中的积极作法，倾向于善意地理解实践的困难，尽量固化取得的成果，不论可能有的瑕疵与水分。他们使用一些列框架、范式构造一种片段式的所谓“模式”，然后包装上市，形成品牌效应。这背后隐藏着的是主政者的政绩评价以及相关人的升迁，还有就是纳税人的钱被用在一些列的研讨形成的模式化构建中。中国模式就是将成绩无限渲染，对于问题尽量回避，在维持现有体制前提下，对于局部问题进行小型手术，满足技术性的要求。实际上，改革被泛化为为人所不屑的词汇。改革者被利用，被当作反改革的手段。中国模式的打造，重点在于强调中国本土特色，以及执政的现实困境，在调和之下选择原则与作法的灵活平衡。本质上是反对改革的，是人治与法治的混合体，是人治为本、法治为用的混沌形态。

中国模式的提出，否定基本的普世价值，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绪。伴随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式的改革被迅速包装为，法学界开始强调我们的历史文化不同，我们的国情、社情、民情不允许我们接受普适性的价值，防备西方的意识形态渗入。我们的改革总是裹着小脚在走，但是当躯体日渐庞大的时候，怎样保障走得飞快而不跌倒呢？经济的成功由数字评价，但是司法改革是否成功并非如此，而是将人作为人，崇敬人的尊严，保障人的自由、财产、幸福的人权。司法改革守卫的是人的最后的屏障，只能向前进，扩展人权保障的版图，将专横和恣意的公权力扫荡在外。司法改革的成功与否，是关系到国民幸福、国家稳定与长久的根本之策。当我们不再相信法治，只是寄希望于贤人的时候，民粹主义就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主流。民粹主义者们不能辩证看待改革带来的问题，总是一味的否性改革本身，否定具有建设意义的法治，呼吁超越程序、追求绝对公正的作法。中国式司法的现状称为他们诟病的重要原因，他们开出的药方就是取代法治的缓慢，代之以人治的迅捷，他们模糊基本的人类良知，仅仅依靠激情和浪漫就打倒一切，破坏一切。

中国法学的模式化，是典型的法学界保守主义的抬头。他们封闭自我，不求上进，沉迷在一些虚假的数字造就的幸福王国，沉醉在书斋的风景中，像浮士德一样盲眼，听到外面的杀戮之声，依然赞美造物主的仁慈。或许，法学界的盲目是有意为之。他们故意切断学术与政治的勾连，提纯出精细化的理论，构建庞大的学术帝国，将自己的所有心血都附加在上面，昭告天下他们的重大贡献。其实就是耗费心血创造了一套概念组合而成的理论体系，形成汗牛充栋的大部头。法学界蜕变成了解读高层意旨的高手，从那只言片语中，他们敏锐的发现新的学术契机的到来，那里面蕴藏着丰厚的职称回报，还有相对高昂的财富。赤裸裸的诱惑与良好的学术影响，打碎了不食周粟的崇高气节；与其饿着肚皮，不如吃点嗟来之食。法学界的斯文与尊严扫地，因为那只配被人嘲笑为迂腐。超越红尘的人，倒不如享受着滚滚红尘，在指点江山之间，徜徉在官学两届，名利兼收。

中国模式本来就是伪命题。模式的基本效用是能够模仿、参考，为人类其他后进国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作法。但是，反观诸己，我们的法治建设依然处于初级阶段，没有发育到成熟完备的形态：中国的社会形态以及权威主义的统治模式，造成我们的司法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司法独立基本无望；很多基本的制度建设尚未成型，对于涉及到利益与权力分配的制度重塑，我们总是畏首畏尾；法治精神尚不清晰可辨，我们基本上没有形成现代化的法治思维和理念；民众的法治信仰尚未确立，中国司法体制对于本国民众缺乏吸引力和自豪感……总体来说，中国依然在从人治到法治的道路上艰难行走，依然是在借鉴先进国家经验的过程中充实自我的过程，我们还没能自大到可以在老师的面前夸耀自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这样，那就真的贻笑大方了。

中国模式的出现，激发地方性模式的崛起。各个地方都在推陈出新，不断推出新目标。各个地方的司法改革逐渐形成一种多元化的局面，各个地方之间都在打造自己的特色文化，形成新的机制、方法。当然，他们也被冠以模式的美名。地方的模式更加猖獗，甚至已经达到藐视宪法和程序法的基本精神的地步，他们不断强调本区域的落后与民众素质的低下，他们总是将千百年来的那套父母官作法套用到改革实践中，大三长会议，上下级汇报、大调解、重刑处罚等，这些已经褪去颜色的作法复归到当下的司法实践中。中国三十年的司法改革就这样被各种例外性规定给消弭掉了，改革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中国模式的本质是压抑改革的积极性，消弭改革者的斗志，瓦解改革者的同盟，最终是改革的被改革。这些反智性的思潮正在主导当今司法改革，在实践中造成巨大的问题。司法改革在模式的掩盖下走回头路，他们发对基本的人道权利，更改普遍性解释，挑战普适性价值，他们是要将人拉回到一种被束缚而不能动弹的境地，他们更希望中国的社会永远是乡土般纯洁而好压制，他们注定是要扼杀人性的方式推动他们的反改革路线。改革是什么，是除旧布新，是走向人类的终极的至善，并非以形式化的修修补补作为改革成功的标志，也不是以所谓的中国国情而压制人的精神自由。因此，笔者呼唤，我们应该抛弃这种不切实际和极度恶劣的口号，回归到司法改革的常态中，沿着法治的道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