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笑侠:夹缝中的法学人生——缅怀沈宗灵先生

【财新网】(特约作者 孙笑侠)沈宗灵教授仙逝,是中国法学的一个特殊损失。沈老师的为人为学令人敬佩,我就把他的为人与为学两方面结合起来谈几点,也作为对沈老寄托的哀思。

  我认识沈宗灵教授是在上个世纪的1988年,当时我读研究生,导师支持我去北京听课。我经人介绍,联系上沈宗灵老师,直接到他的家里,受到沈老的热情接待。在他一贯的严肃和严谨中,酣然流露出对年轻人的平等对待和细致体贴,这反而给了我无比的温暖和力量。

  我在北大选了他最早开出的法社会学课程。我在法理学道路上一直得到先生的提携。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来概括沈老的风范,比如,涉猎西方却立足本土,遭受厄运却厚积薄发,探索法理却关切实践,身处夹缝却独立风格……

  从他的学术人生中,我觉得有四点值得我们关注和总结。

  首先,他是如何在夹缝里追求法学的科学精神的?在结合社会、实践与时势的法理学研究中,沈老决不是随波逐流地追随,也不是趋炎附势地赞美,而是坚持独立、中立、科学的学术立场。

  尽管中国法学这几十年来一直或多或少地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沈先生却能在政治与科学的夹缝中探索那份小得可怜的法学真谛。这种顽强的学术生命力,恐怕只有中国老一辈学者才会具有的。这可能就是他身上的那种把法学当科学的学术精神——尽到科学家的职责,守住学者的本份。

  法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天然地密切联系的,但同时,能否在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作出区分,这是沈老与同时代的许多法学家的区别。沈老的论著中,这一特点是非常显著的。1949年后的中国法学,脱胎于前苏联“维辛斯基法学”,现在回想起来,整个1980年代的法理学实质上就是要不要“去苏联化”、要不要“去意识形态化”的左与右的拉锯战。沈老的《法理学》教材是当年在这两个“去”上作出最早定型的教材之一。这也体现了他在法理学和法哲学研究的夹缝中求生存的智慧。

  其次,他是如何在掣肘中追求法学的中立立场的?深受政治运动折腾的沈宗灵教授,尽管命运多舛,但是,他在学术成就上却仍然达到如此的高度,而且游刃有余。与他同时代的很多学人,经历波折之后都放弃了法学学术,即使在恢复法制和法学之后,也已经没有底气,没有学术积累了,可是沈老却厚积薄发,依然耸立在时代法学的潮头。

  我把他这个特点的原因归结为:在掣肘中寻求法学的中立性立场。他在法理学知识体系的科学化、中立化、多元化方面,作了重要的贡献。比如他把法律解释理论、法律推理、判例制度、“法的规范作用”等具有技术性的法理学问题引进到我们的教材,使中国法理学的科学性和中立性得以增长。

  他对西方法哲学思想的娴熟自不必说,令人钦佩的是,他高超的学术判断能力是结合了中国本土问题的,是去除了西方学者的意识形态与偏见的。经过沈老的精心筛选和提炼,这些西方学术思想在不同程度上释放出科学、中立的光芒。我相信他这个学术功夫是有来历的,那就是他长期的学术积累,国情体验,以及各种能政治运动中的经历。正所谓在夹缝中努力争取学术生命线的经历,磨砺了他这个特殊的功夫。

第三,他是如何在压力下追求法学的开放视野的?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以来,思想界仍然时多时少地有一些禁锢和反复,可是沈老能够不顾风险、接二连三地就把哈特的理论、佩雷尔曼的正义理论、塞尔兹尼克的法律社会学、波斯纳的经济分析法学、卢埃林的现实主义法学、拉德勃鲁赫的相对主义法学、霍菲尔德的权利理论、哈特与德沃金的理论分歧等等,引介到中国法学界。同时也把各西方和世界各法学流派介绍到中国,包括历史法学派、分析法学(注释法学派)、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相对主义法学、人文主义法学派、女权主义法学、伊斯兰法、法律全球化理论,启发了中国学者。

  我们知道,当时的法学界官方领导对沈老虽有敬重但却并不信任和欣赏,因为沈老没有提供官方短期所需要的那种法学作品与观点。但这一系列的引进和研究都对开阔法学者的视野和思路,促进法理学的多样性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四,他如何在厄运后追求法学的本土实践的?1949年后的30年中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沈先生几乎完全停止了法学研究,可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恢复法制与法学之后,他很快进入状态。虽然个人命运遭受到历史的不公正待遇,但是他没有悲观地泄气,也没有愤怒地谩骂。对过去的厄运,我们从来没听他埋怨过。

  他虽然以研究西方法理学、法哲学著称,但他内心有着强烈的中国情怀。他关心中国现实问题,在不同时期都把学术视角投向鲜活的中国法制建设实践,严谨地探索中国法治的本土性问题。1980年代初时值我国法律体系初建,他撰写了著名的《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学界热烈讨论法的阶级性和共同性问题时,他发表了《研究法的概念的方法论问题》。1986年抓精神文明建设时,他发表了《论法律与精神文明》。1988年,当时民主风气甚浓,理论界关注人与法的关系,实务力量重视法制、关注法律实施,沈老发表了《论法律的实行》和《“法制”、“法治”、“人治”的词义分析》。1990年前后全国上下又一次讨论人权问题时,沈老发表了《人权是什么意义上的权利》和《二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演变》。1994年,他发表《为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形成而努力》,比中央确定“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方略早了三年。随后还发表了《依法治国与经济》等与法治有关的文章。

  在法学新学科的中国化创建中,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的法理学、比较法学、法律社会学,他都有扛鼎之作,如《法理学》、《比较法导论》、《法律社会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等。

  沈老所从事的法理学、法哲学研究,对于一个从意识形态下走出来的学术界来说,这个领域是最具风险的地带。而沈老是这个地带造诣杰出的法学家,因此他承受的风险也是最大的。夹缝生存,更显学者本色。国家的命运客观上限制了沈老这一代法学家的成就。如果国家的命运更顺利一些,以沈老为代表的中国老一代法学家的学术贡献也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期待国家多一点宽容少一点控制,多一点开放,少一点禁闭,也期待新一代政治家的开明,期待民主与法治更顺利更成熟的明天。

  (作者为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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