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法律社会学下的中国法传统

法律社会学下的中国法传统

 从法律的规范分析到法律的社会学分析

  19世纪后半叶,西方人开始以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和法律的传统。在他们看来,法律不仅仅局限于主权者制定出的法律规范,只有动态地考察法律在社会中的运作,才能够发现真实的法律。奥地利的埃利希将社会生活视为法律本身,他称之为“活法”;美国的卢维林和庞德区分了“书本上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前者是指法律的形式主义,后者是指法律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

  法律的社会学运动,包含了各种子系统的诸多理论。有的学者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法律的历史,区分不同社会类型下不同的法律类型,比如韦伯和昂格尔;有的学者注重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相动关系,强调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比如卢维林和庞德;有的学者主张法律的运作应该跟进社会的发展,法律是社会进化的一个工具,比如霍姆斯和卡多佐。在这些不同的法律社会学者之中,以社会史和政治史角度考察法律文化现象的著名学者,当数韦伯和昂格尔。他们研究了西欧法律现代化的历史,认定唯有少数的几个西方社会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治社会。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研究的视角转向了东方世界,专门论述过中国法律的传统。

  西方法律社会学者论中国古代法治的缺失

  从韦伯和昂格尔的法律社会学,我们可以归纳出西方近代法治现象的几个构成元素。总体上讲,这些基本元素包括:其一,社会关系从古代社会人身依附的熟人关系演变成现代社会个人独立与自治的陌生人关系,从农业和封建的身份关系发展到城市的和商业的契约关系;其二,政治利益关系从古代社会单纯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统治关系演变成多重政治利益关系的复合体,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利益集团有着不同的政治上的利益和要求,他们之间存在着既冲突又妥协的斗争;其三,与第二相联系,商人团体的出现,这个商人团体既不像君主那样要求赤裸裸的政治暴力,也不像贵族那样追求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和等级,他们更倾向于平等、自由和自治;其四,与第三相联系,新兴的中产阶级有其独立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既可以表现为进取的、勤奋的、节俭的和自我富裕的宗教伦理,也可以表现为理性与现实对立并以理想改变现实的自然法理念;其五,具有独自人格和自由研究精神的法学家,法律学说与法律的实践相互补充,法律的发展具有了内在的和有机的生命力;其六,专门法律职业者阶层的出现,法律具备了内容、机构、方法和职业的自治性。

  在韦伯和昂格尔看来,法治实际上是历史的一种偶然的现象,而非必然的现象。西方社会现代化及其现代法治社会的形成,是西欧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多种因素混合而成。在上述的六个要素中,“陌生人关系”和“多重政治利益”涉及到社会关系的结构,“商人团体”,“中产阶级”,“法学家”和“专门法律职业者”涉及到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体,“自然法的理念”,“法律学说与法律实践的相动”和“法律的自治性”融合了法律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

  具体地,韦伯把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归结为政治权力与家族关系的结合,每个家族成员的人身和财产都受到家族的保护。在此结构之下,中国法的特点就是世袭君主制权威与家庭或者血缘集团利益的结合,韦伯称为“家产制的法律结构”。他从西方法律秩序形成角度,得出了法律体系形成的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严格形式法与司法程序,法律具有可预见性,另外一个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掌管官僚体系。以此为标准,中国古代社会不会产生西方式的法律秩序。就前者而言,地方习俗和自由裁量高于并抵制着一般法,“自由裁量高于一般法”是通用的命题,法官的裁判带有明显的家长制作风,对不同的身份等级的人和不同的情况力图达到一种实质的公平,因此,中国不会出现西方社会所特有的法律平等或者“不计涉及任何人”的审判方式。中国社会“法令众多,但都以简明与实事求是的形式而著名”,“以伦理为取向的家产制所寻求的总是实质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就后者而言,中国不存在独立的司法阶层,不能够发展也没有想到去发展出一套系统、实质和彻底的理性法律,也不存在可以一体遵循的先例。没有哲学,没有神学和逻辑,也就没有法学的逻辑,体系化的思维无法展开,中国古代的司法思维仅仅停留在纯粹的经验层次上。

  昂格尔则认为,法治秩序的形成,需要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社会中多元的社会利益集团,二是现实和理想紧张关系所导致的自然法思想和宗教信仰。以此为标准,他认定欧洲的自由主义社会与古代中国社会是法律秩序的两个极端,西方有法治,中国无法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许多的中间状态,其中包括印度、伊斯兰、犹太社会和古希腊罗马。在古代中国法律问题上,他同样将秦统一作为分界线,此前属习惯法,此后是属具有公共性和实在性的官僚法。由于中国没有产生独立的第三等级或中产阶级以及士人阶级,因此不存在着多元的利益集团,由于儒道佛不区分上帝与万物,因此不存在西方的自然法精神。缺乏了西方法律秩序形成的这两个方面的条件,中国就不可能走向“法治”的道路。

  袁世凯的美国法律顾问古德诺

  1914年和1946年,是中国近代法律史上重要的年份。1914年,袁世凯要改帝制,制定《中华民国约法》,1946年底,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1913年,袁世凯聘请美国行政法教授古德诺“襄办宪法编定事宜”。1946年,司法行政部和教育部聘请美国社会学法学家庞德为法律顾问,那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专门接见了庞德夫妇,事后指示司法部,希望庞德提供中国宪法草案意见。10月25日,宋美玲约庞德夫妇茶会。西方著名法律学者与中国法律实践有了历史的连接点。

  接受聘用的时候,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 )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行政法教授,被“公认为宪法权威”。经梁启超“聘请东西法学大家数人为顾问,以收集思广益之效”的鼓动,1913年3至5月,古德诺来华就任袁世凯“法律顾问”一职。聘用合同约定,期限为3年,年薪1.2万美金。起初,按照古德诺的设想,中国宪法的体制应该采用美国和法国宪法的混合形式。具体地,古德诺主张采用美国的总统制,以强化总统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一向无议院传统,习惯于君主行政,一切行政归于中央”。当时,国民党的议会制派和袁世凯总统制派的争斗已经达到焦灼状态。1914年,他回到美国就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在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的演讲中,他称,“中国人尚未培养出纪律性、个人权利观念、社会协作能力之前,某种专制色彩的政府是可以存在的”,“中国政治制度变革应该强调的是权威而非自由,是培养人民对权威的服从而非对个人权利的关注,是行政效能而非民众参与代议制”。1915年,袁世凯称帝决心已下,古德诺重回北京,8月3日发《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开启了帝制的宣传序幕。在文中,古德诺认为中国实行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君主制最大的好处在于权力交接时不致引起动乱,从而保证政治的稳定。他的经典说辞是:“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也”,“中国如用君主较共和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此文一发,拥帝者们积极跟进,杨度等人着手组建筹安会,袁世凯恢复帝制历史上演。

  一个美国教授到了中国,鼓吹帝制,为袁世凯称帝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古德诺自己理论的自然结果,还是美国教授中国之行的“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学者们有争议。当然,当时社会激进与进步人士对古德诺的攻击也不绝于耳。章士钊撰文称,“惟感万金豢养之私为媚兹一人之举,不惜颠倒万世之是非,鼓簧天下之耳目”。1926年,古德诺在美国写《解析中国》一书,总结道,中国人学西方“更注重于西方哲学而非科学,结果是太相信哲学思想上的变革对于中国复兴的重要性”,称中国近代政治变革失败是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激进”。他建议,中国应学习西方科技以发展经济,不必抛弃儒家学说而接受西方哲学。

  哈佛法律教授庞德的中国之行

  到1946年庞德(Roscoe Pound)受聘为民国政府司法行政部和教育部法律顾问的时候,中国的法律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庞德对1946年宪法的建议和意见,当代学者们讨论得少。但是,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的翘楚,他对中国法律传统转型的看法和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建议,的确值得中国当下法律学者认真的思考。

  首先,庞德认为,中国近代继受罗马法系传统“是明智选择”,“中国法典制定很好,民法及民事诉讼法足以跻于最优良的现代法典之林”。其中的理由是,罗马法是法律教师和大学之大学法,易于讲授和被其他地区接受;英国法则是律师所及学徒制下的法庭法,不易为他国模仿和采用。比如,英美法中不动产与动产、普通法与衡平法、陪审团与证据法、合同之约因、信托和诈欺,其中所涉及的法律含义和技术技巧,不易为他国去移植和仿效。

  其次,秉承实用主义和社会学的法理学,庞德更注重法律的效果。他在中国的法律宣讲和建议,主要集中在呼吁司法制度的改革和法律人员的培训。今天,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在认可了中国当时法律现状的前提上,更注重如何有效果地推进中国法律的进步。他耐人寻味地说:“中国有很多才能卓越的法学家、官员、法官以及法律教授。我并不怀疑他们的能力,能使这一发展推进。所以我要说,相信你们自己。除了中国人民自己以外,没有人能够创造出一套中国法律的合适的制度。”

  如果我们把庞德的法律理论与他的中国法律实践活动联合起来考察,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庞德法律进步主义的立场。罗马法是世界性的法律,易于移植而抽象空洞,英美法是民族性的法律,难于把握但有利于实质和个案的正义。庞德研究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法律史,洞见了规范法学的势微和社会法学的兴盛,了解普通法中内涵的法治精神。在中国法的问题上,他同样遵循了实用主义的务实立场:既然中国法律制度移植了罗马法,那么接下来的任务便是使法律有效地应用于中国社会。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加强法律的解释和提升法律职业者的水平,这也许是庞德关心中国司法行政和法律教育的原因所在。在法律解释环节,庞德说,一个方面,司法解释要在罗马法大旗之下,充分运用中国司法传统背景以及已经接受的法律理念。另外一个方面,英美法中法官独立性和律师法律技巧,中国应该向英美国法学习与借鉴。

  中国法律社会学者的回应

  自西方社会学产生的那时起,中国就有了学者的呼应。传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授过“群学”,严复则在《原强》中明确地介绍过“群学”,而且,他翻译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赫胥黎的《天演论》。20世纪20至30年代,社会学曾为中国当时的时尚显学,不少教会大学设立了社会学系,比如,美国人开办的燕京大学就培养出了日后中国社会学鼻祖类的学生。直到今天,社会学者推崇的费孝通和法律学者推崇的瞿同祖,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以社会学的方法看待法律史,人们的注意力开始从法律的观念转向法律的现实,从法律的逻辑转向法律的生活,从各朝的律令格式转向案例、档案、乡规民约和族谱。中国法律传统于是就定格为“家族主义下的法律”和“法律的儒家化”。以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为例,他告诉我们这样的中国法律传统:家族权,叔叔与侄女通奸,族长喝令“推溺毙命”;亲属容隐,“考子正父刑,鞭父母问子所在”有悖人伦天性;夫权,殴妻死者绞,殴夫死者斩;子孙违反教令,儿媳不给婆婆肉吃,婆婆气愤自尽,儿媳处流刑;等级制,“天子食太牢,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豚,士食鱼炙,庶人食菜”;贵族法律特权,“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如此等等,枯燥的法律有了鲜活的生活气息。

  当今的法律社会学者看待中国法律传统,总体上讲,依然是韦伯式的。不过,中国30至40年代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出现了断裂。如今法学院学生所引用的经典,要么出自40年代的瞿同祖,要么来自日本的法律史学家。近年来,欧美汉学家的著作,其中包括华裔外国学者的中国法著作,开始在中国法律史学界流行。中国法律的社会学解读,重新回到了40年代学术成果的原点。值得注意的是,东方学者们开始摆脱西方学者的西方中心主义,抨击韦伯和昂格尔之辈误读和裁剪了中国古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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