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达:从李庄案反思中国法律改革的两种价值观

刘思达:从李庄案反思中国法律改革的两种价值观

        公元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在北京进行了一场中国现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刑事审判——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在这场历时两个月的审判过程中,十名刚刚恢复执业资格的中国律师被指定为涉案的文革主犯进行辩护。这次后来被参与者称为“特别辩护”的刑事辩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律师这一职业第一次出现在全国数亿民众的共同视野里,而他们所服务的对象,则是在十年浩劫中罪大恶极的“四人帮”。近三十年后,公元2009年12月12日至2010年2月9日,在重庆也进行了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的刑事审判,而在这场同样历时两个月的审判中,被告人却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这位律师叫李庄,曾经是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而如今,他已经永久性地失去了律师资格,并在重庆某监狱的铁窗里度过了一年的时光。


  笔者在此将李庄审判与“四人帮”审判相提并论,并非哗众取宠,而是在喧嚣一时的李庄案已经尘埃落定、似乎很快就要被人遗忘的今天,用这样一篇长文,揭示这一案件背后的理论意义。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标本,可以用来理解和衡量中国三十年法律改革过程中两种相互冲突的价值观。近几年来,我国法律界盛行着一种“倒退论”,不少专家学者都公开表示,司法改革和法制建设的进程出现了大倒退,其重要标志就是“司法为民”“能动司法”等口号的提出以及在全国各地审判工作中的普遍推行。之所以称之为“倒退”,是因为这些司法理念体现了一种社会主义早期的“大众化”法律价值观,其根源可以追溯至陕甘宁边区“巡回审理、就地办案”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而与法制建设的各种“职业化”要求格格不入。然而,本文通过对李庄案法律过程和社会事件的分析将充分说明,这一“大众化”与“职业化”的价值观冲突并非一个由此至彼的线性转型过程,而是我国当代法律改革的一个根本性冲突,在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


  从李庄被重庆公安机关拘留起到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对此案“盖棺定论”为止,关于李庄案的媒体报道和网络评论可谓汗牛充栋。李庄在律师圈内并没有多大知名度,1997年《刑法》设立“律师伪证罪”以来以此罪名被起诉乃至判刑的中国律师他也不是第一个,为什么这个案件在法律界和公共舆论上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关注?重庆“打黑除恶”运动的特殊政治背景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同样重要的是此案前前后后所发生的诸多跌宕起伏的事件,而对于这些事件至今没有相对全面、客观的学术分析,甚至对李庄案件的基本法律过程也还没有很好的历史性综述,而这正是本文要做的两件事情。在对李庄案的各路评论里,笔者十分认同一个观点,即要区分“李庄案件”和“李庄事件”,因为只有作了这一区分,才能理解李庄审判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以及各种相关的政治、社会问题。因此,在本文中我将沿着这一思路,首先根据与本案相关的各种司法文件、媒体报道与网络信息来尽可能地重构李庄审判作为一个法律案件的基本事实,然后再深入分析这一审判过程中所发生的三个关键性事件,以揭示“职业化”与“大众化”价值观的冲突对于我国法律改革的意义。


  李庄案件:从律师到囚犯


  对于山城重庆而言,2009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自从2009年6月“打黑除恶”运动开始,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十几个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被控制,上千名犯罪嫌疑人被拘留,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所引发的震动,几乎不亚于一年前的汶川大地震。龚刚模,是这上千名犯罪嫌疑人中的一个,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非法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罪,贩卖、运输毒品罪,非法经营罪,行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开设赌场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等9项罪名,于2009年6月20日被公安机关拘留。此后,龚刚模的亲友开始为他寻找辩护律师,最终联系到了以重大刑事案件辩护而闻名全国的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康达所则将这一案件交给了所内的合伙人律师李庄。


  2009年11月20日,龚刚模与其他30余名犯罪嫌疑人一起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几天后,龚的妻子程琪和堂弟龚云飞先后与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康达所指派李庄及其助手马晓军为龚刚模担任一审辩护人,代理费总计150万元。在龚的亲属支付了部分律师代理费之后,李庄与马晓军立即飞赴重庆。在重庆一中院领取了该案起诉书和部分卷宗材料后,他们于11月24日在江北区看守所会见了龚刚模。由于看守所要求律师会见必须有办案单位陪同,李庄、马晓军与龚刚模的整个会见过程都有江北公安分局的干警在场,李庄还因此与在场的干警发生了语言冲突。关于这次会见过程中李庄和龚刚模的谈话,媒体、律师和司法机关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有的说李庄对龚刚模耳语让他在法庭上说自己被吊打了八天八夜,有的说李庄向龚刚模眨眼睛暗示他自称受到了刑讯逼供,还有的说龚刚模告诉李庄他被吊打的详细经过,并给出了时间、地点以及审讯人员和事后为他进行治疗的两名医生的姓名……龚刚模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和给公诉方的供述笔录中对于会见细节的描述也存在矛盾之处。


  在这次会见之后,李庄又于11月26日再次会见了龚刚模。除了会见犯罪嫌疑人之外,在重庆期间,李庄也开始着手准备为龚刚模的辩护收集相关证据。根据检察院的起诉书,李庄于11月24日在重庆市高新区南方花园一茶楼内指使龚刚华安排重庆保利天源娱乐有限公司员工汪凌、陈进喜、李小琴等人作虚假证明,否认龚刚模是该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者。而李庄在其自辩书中否认这一指控,声称龚刚华所安排的三位员工与他从未谋面,他对龚刚华为何安排他们作证也毫无所知。


  此后李庄返回北京。11月31日,重庆方面传电报到北京,反映了他在重庆与公安干警发生冲突的情况。北京市律师协会和康达律师事务所领导随即找李庄谈话,李庄汇报了相关情况,领导指示他尽快赴渝,一定在开庭前与有关部门沟通。12月1日上午,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位庭长也主动致电李庄,希望他赴重庆进行庭前沟通。次日下午,李庄在京邀请了包括陈光中、陈兴良等著名法学家在内的专家学者共同审阅了龚刚模案的卷宗材料复印件,四位专家就此案出具了专家论证意见。


  12月3日,李庄再次飞赴重庆,当天上午在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会见了负责办理龚刚模案的副院长、庭长以及合议庭其他成员,向他们汇报了该案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辩护思路与策略,并提出推迟开庭的请求。当晚,李庄在重庆市渝北区五洲大酒店内会见了曾在重庆警方供职的当地律师吴家友,试图通过他联系曾为龚刚模疗伤的两名医生,但遭到拒绝。根据检察院的起诉书,在这次会谈中,李庄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为龚刚模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作伪证,但李庄本人否认“贿买警察”的事实,并认为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真相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他只是在履行自己作为律师的职责。12月4日,李庄第三次会见龚刚模,由于他试图让龚刚模详细讲述遭刑讯逼供的经过,并要求在场监视的公安干警离开,再次与警方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言语冲突。


  由于李庄在重庆所做的各项工作,原定于12月7日开庭的龚刚模案延期开庭。然而,三天后风云突变,12月10日清晨,龚刚模突然向重庆警方检举自己的辩护律师李庄,称李庄教唆他一定要推翻此前所有供述,并在法庭上大声宣称自己遭到了刑讯逼供。同日,李庄接到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希望他能够回重庆来“好好谈谈”。此时康达律师事务所也接到有关部门的指令,整个事务所都要退出重庆涉黑案件的辩护工作,于是李庄在电话中答复重庆一中院领导,称康达律师事务所已经准备跟龚刚模亲属解除委托关系,不再担任龚案的辩护人。随后,李庄在赴北京肿瘤医院找在那里住院治疗的龚刚模妻子程琪签解除委托代理和退费的协议书时,被七名自称重庆警察的男子抓捕,随即飞赴重庆。12月12日,李庄因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触犯《刑法》第306条,被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刑事拘留,次日,经重庆江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被依法执行逮捕。之后几天,李庄因涉嫌律师伪证罪被逮捕的消息在重庆和全国的各大新闻媒体上被大量报道,开始引起广泛关注。


  12月19日,李庄被检察机关正式提起公诉,其家属随即委托李庄在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同事、知名刑事辩护律师高子程担任本案辩护人。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及时向辩护人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并向其提供了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12月20日,高子程两次到重庆市第二看守所会见李庄,并于次日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李庄取保候审和本案异地审理的申请,但均被法院予以驳回。12月22日,高子程通过手机短信与当时已在网络上就李庄案写作了几篇十分犀利的分析评论文章的浙江京衡律师集团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陈有西律师取得联系,邀请陈有西与他一同为李庄进行辩护。陈有西在征求了事务所其他合伙人以及杭州市司法局领导的意见之后,决定接受委托,于12月24日飞赴北京,次日会见了康达律师事务所领导,并与李庄家属签订了委托书。


  委托代理手续完成之后,高、陈两位律师立即向负责审理李庄案的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龚刚模等八位证人出庭作证,调取李庄在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的监控录像,并对龚刚模进行伤情鉴定。接到上述申请后,法院当即到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依法调取录像,看守所答复仅有实时监看装置,但该装置没有录音录像功能,无法提供李庄会见龚刚模时的监控录像。12月26日,法院向被申请出庭的8位证人中的7位(均为犯罪嫌疑人或处于强制措施之下)送达了出庭通知书,另一位证人(龚刚模妻子)因为北京就医而采取电话联系方式,结果8位证人均表示不愿意出庭作证。12月28日,江北区法院委托重庆市法医验伤所对龚刚模的伤情进行鉴定,该所于29日作出了《法医临床学鉴定书》,上面证实龚刚模左手腕处有钝器擦伤痕迹。该鉴定书于当日晚10时左右送达给两位辩护律师。


  2009年12月30日,李庄伪证案一审在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开庭。重庆检方十分重视这一案件,派出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和第五分院的贺贝贝、么宁作为江北区人民检察院的代理检察员支持公诉。这次“马拉松”式的庭审从上午9时10分开始,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时15分,控辩双方激辩16小时,其间三次休庭。被告人李庄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态度十分强硬,庭审开始时就申请江北区人民法院和江北区检察院集体回避,被审判长驳回后又连续8次申请合议庭成员和书记员、公诉人个人回避。在法庭调查和辩论的过程中,李庄先是拒绝回答问题,然后以专业律师的口吻和他的两位辩护律师一起与公诉人展开唇枪舌战。当公诉人以看守所未安装录像录音设备为理由拒绝李庄要求看会见龚刚模录像时,李庄问道:“当初把我抓起来的时候不是说有录像为证吗?北京方面收到了重庆警方发过去的明文电报也说有录像为证,我倒要问,到底是谁在做伪证?”庭审过程中公诉方出示了近百份证据,包括龚刚模等人的证言,但李庄及其辩护律师认为,这些证据中根本没有李庄被指控的所谓“伪证”,因为李庄根本没有做过任何证言笔录,也根本没有向法院提交过证人名单,用李庄本人的话说,“哪怕你拿出一张烟头大的纸片判我一万年我也承认”。同时,李庄在庭审中承认,他的确教了龚刚模一些开庭策略,也的确有希望龚刚模进行翻供的说法,但前提是他了解到龚刚模之前的供述是基于刑讯逼供的基础上作出的,因此他只是在做一个优秀、称职的律师所应该做的事情。在最后一轮法庭辩论中,公诉人么宁忽然指责“李庄这样一个人,到重庆来,以办案为名,住着四星级酒店六七千元一天的套房、享受着免费嫖宿”,李庄当即回应:“我嫖宿了谁?是你的朋友吗?姓甚名谁?你把名字说出来。作为一个国家公诉人,你这样说是要负责任的!”他的辩护律师陈有西在辩论中也愤慨地回应公诉人的指责,认为她法律审判已经输光,想进行道德审判,想通过进一步贬损李庄的人格来达到目的,是一种很恶劣的公诉方法,是“黔驴技穷”的表现。最终庭审于12月31日凌晨结束,没有当庭宣判。


  2010年1月5日,龚刚模等34人涉黑一案开庭审理,庭审过程中该案的其他几名主要被告人樊奇航等人均宣称自己被警方刑讯逼供,其中讲述的许多细节与李庄称龚刚模所说的情况十分一致。1月8日,李庄案一审宣判: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在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后,被告人李庄声称法院向其送达的传票上注明的是“开庭”而非宣判,并大喊自己“未在宣判三日前收到开庭传票,法庭宣判非法”,但审判长表示,开庭和宣判程序完全合法。此后的十天里,高子程律师两次赴重庆会见李庄,李庄依旧表示自己无罪,要将官司打到底。1月18日,高子程通过邮局寄出上诉状,正式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为加强辩护力量,高、陈两位律师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学教授刘仁文加入二审辩护律师团,但刘仁文在二审庭审过程中并未发言。


  2010年2月2日,李庄案二审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与我国大多数刑事案件二审书面审理的普遍状况不同,本案二审不但开庭审理,而且龚刚模等六名刑事证人和两名警察均出庭作证,并邀请了全国和重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境内外20多家媒体记者以及北京市律师协会的代表旁听庭审,这在我国近年来的刑事司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开庭后,李庄突然认罪,在陈述上诉理由时说:“一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撤回上诉理由,先前的上诉理由作废,但仍坚持上诉。”辩护律师陈有西向李庄提出,希望其郑重表态,问他是否知道撤回上诉理由的后果,李庄表示明白后果。此后,公诉人问李庄是否教唆龚刚模在法庭审理时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情况、是否指使重庆律师吴家友贿买警察编造龚刚模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情况、是否引诱龚妻程琪作龚刚模被樊奇杭等人敲诈的虚假证言,李庄均承认属实。公诉人进一步问李庄作伪证的目的是什么,李庄回答说:“就是为了达到作伪证的目的,作伪证就是为了欺骗公检法,也是为龚刚模开脱罪责。”


  虽然被告人李庄当庭认罪,其辩护律师依然坚持无罪辩护。整个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对龚刚模等证人进行了详细的当庭质证,李庄本人也审阅了证人证言,并提出了几处重要质疑。由于龚刚模等证人坚持只说重庆方言,合议庭应李庄及其辩护律师的要求给他们配备了一名“翻译”,将证人的重庆方言转换为普通话。但根据一位庭审旁听人的叙述,几位证人在质证过程中并不正面回答辩方的问题,其部分证言也相互矛盾,并与书面证言矛盾。高子程、陈有西两位律师查看了龚刚模手腕上的伤情,但龚声称左手的一处伤痕是2009年4-5月去海南玩的时候不小心划伤的,左手另一处伤痕系长痘自己抠伤,右手两处伤痕他自己也不清楚因何原因造成,并多次提到他没有受到刑讯逼供。庭审一直持续到当晚11时30分,并于2月3日继续审理,李庄在庭审结束时作了事先准备好的六条陈述,再次认罪。


  二审结束后的几天,李庄的当庭认罪在媒体和网络上引发了许多猜测,有人认为这仅仅是一种辩护策略,也有人认为他可能受到了某种威胁。高子程律师于2月8日最后一次会见李庄时,问他为何认罪,李庄说,在二审开庭前几天,有重庆市某部门的两人曾先后到看守所找他谈话,而谈话的内容李庄始终守口如瓶,并一再表示是秘密。高子程认为,这两次谈话对李庄的触动很大,同时也可能形成较大的压力,因此李庄才会在二审时撇开辩护人的无罪辩护当庭认罪。与此同时,有网民指出,李庄在二审结束时的六条陈述是精心创作的“藏头露尾”之作,每条陈述的首字和末字连起来是“被逼认罪缓刑、出来坚决申诉”的谐音。虽然这一认罪换缓刑的说法遭到了重庆方面的否认,但却得到了李庄本人在二审宣判时的确认以及辩护律师高子程事后的证实。


  2月9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庄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的定罪部分,即被告人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考虑其认罪态度,依法从轻处罚,改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审判长话音刚落,李庄突然跳了起来,乘法警不备抢过话筒高喊:“上次开庭认罪是假的,希望法庭不要给我按认罪处理。认罪是在重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诱导之下进行的,给我承诺认罪就给缓刑,认罪就能让二审开庭,结果今天依然给我这样的判决。原来的认罪书我都是欺骗公安局和检察院,你们详细看我的认罪书。”在被法警带出法庭的时候,情绪激动的李庄继续高喊:“曾经有多少先烈写过认罪书,但是这不影响他们成为先烈……我希望全国16万名律师继续在外面为我伸冤……”


  2月10日,龚刚模、樊奇杭等34人“涉黑”案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龚刚模并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被判处无期徒刑。2月20日,2010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北京市司法局依法吊销了李庄的律师执业证书,从此李庄不再是一名中国律师,而成了在重庆某监狱中服刑的犯人。3月6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李庄案,他认为“这个事情是打黑除恶整个斗争中的一个插曲”,事实清楚、程序合理,按中国的法律来处理一个律师,不该引起这么多人的大惊小怪。最后,薄熙来说:“我认为全国各界,哪一个界别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哪一个界别触犯了法律,都应该被依法追究。这就是我们的态度。”至此,喧嚣一时的李庄案告一段落。


  李庄事件:“黑律师”、“免费嫖宿”与“藏头诗”


  在回顾了这场颇具戏剧性的刑事审判的基本法律过程之后,本节将深入分析李庄案前后的三个关键性事件,即“中青报报道”事件、“李庄嫖娼”事件和“藏头诗”事件,通过这些事件来显示“职业化”与“大众化”的两种法律价值观在李庄审判中的矛盾冲突。在开始分析之前,有必要定义一下这两个基本概念。“职业化”价值观是一种在过去三十年法制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大体上舶来于西方的法律价值观,注重法律的形式理性,强调正当程序和法律职业的自主性,特别是司法机关和律师业相对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大众化”价值观则是一种源自社会主义传统、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根深蒂固的法律价值观,注重法律的工具性,强调实体正义和司法的政治正确性,尤其是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要服从党的领导、重视人民群众的感觉。可见,这两种价值观是截然相对的,却在我国当代法律改革的进程中同时存在,大到国家的宏观司法政策,小到一个个具体案件,无不体现出二者之间的冲突与博弈。在李庄案中也是如此。


  如薄熙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李庄的刑期比那些黑恶分子的刑期要短得多,为什么这个事情引起这么大的关注?笔者认为,李庄被逮捕时某些新闻媒体十分夸张并极具倾向性的报道方式对整个事件的后续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中国青年报》于2009年12月14日发表的一篇题为《重庆打黑惊曝“律师造假门” 近20人被捕》的文章,是这些报道中最典型的代表。在这篇很可能是改编自重庆方面所提供的新闻通稿的报道里,记者不但以直接引用的方式描述了大量李庄、龚刚模以及其他相关涉案人员之间的对话,而且使用了许多夸张的修辞手法来形容李庄,并匿名引用了一位重庆政法干部对于重庆打黑除恶期间律师作用的负面评价,在公共舆论上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并引起了整个律师界的强烈反感。


  例如,在介绍李庄时,该文使用了如下的说法:“李庄,48岁,混迹律师界十余年,其所在的康达律师事务所在京城也颇有‘背景’。注重‘身价’的李庄此次肯来重庆打涉黑官司,除受龚刚模的生意伙伴相邀答应来‘捞人’,其实更重在‘捞钱’。”在描述李庄的行为时,该文则称李庄告诉龚刚模的亲友自己要组成一支“跨区域打捞队”,让“捞人”心切的亲友“几天之内就总共支付了245万元”,并承诺“若要龚刚模不判死刑,还要两三千万元,事成之后兑现”,得到承诺后“欣喜之余,李庄向京城同行发出信息:‘够黑,人傻,钱多,速来!’”同时,该文还引用重庆某政法干部的话说,重庆打黑除恶一系列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许多北京律师如赶场般云集重庆,寻找开展‘业务’和施行‘潜规则’的机会。”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文章的结尾处出现了这样一段话:据资料,在刑事案件中,律师胜诉的比例仅有5%,也就是95%是败诉。“面对当事人的巨大诉讼投入,有多少律师在说明败诉原因之余会对当事人说‘对不起’?当事人有苦难言,实际上造成了‘第二次伤害’。律师的尴尬作为和滥用‘潜规则’,所造成的灾难全由国家和民众来承受,公信力弱化由政法机关来承受,从众心理、潜规则冲击着党和政府的形象,让党和政府来埋单!”这位重庆政法系统官员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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