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存在“中国模式”吗？

时下，“模式”是中国法学界的热门词，“中国模式”更是提得震天响,甚至是不提“模式”的文章就是没有底蕴和意义的。模式的横空出世，也是伴随着一大批坚持本土化学者的造势：从早些时候朱苏力教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到陈瑞华教授的《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再到高一飞教授的《司法改革的中国模式》等。“中国模式”成了中国法学界引以自豪的事情，也成为理论界骄傲的资本；中国模式也似乎在表明中国法学界可以在全球法学的舞台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仿佛中国在强势的大陆法国家和英美法国家之间杀出一条特色化道路，不再做东亚病夫，扬眉吐气了。法学界的欢欣鼓舞，激动着很多人的心脾。司法改革的赫赫功绩可以被概括为如此动人的话语，与官方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成功一样，学界也是充满了自我陶醉的浪漫情怀。越来越多的学者痴迷在书斋中，幻想着理论的高度概括能够诠释所有的现实精华，解决所有的实践难题。于是乎，大量的专著和论文生产出来，成为中国目前法学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然而，笔者恰恰认为，当我们以“中国模式”自居时，中国法学就走入了歧路，或者是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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