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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学科博客搬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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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合并 更新 人文学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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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南宁:大学人才培养的使命

编者按:郑南宁 (1952.12.19—) 自动控制专家。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江苏省南京市人。1975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1985年获日本庆应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校长,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下文是郑南宁院士2010年5月22日在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90周年院庆系列活动之电气工程教育论坛上的讲话录音整理。
【观点】:大学根本任务是培养学生,培养好学生关键在于把课上好
    现在从我们国内来看,无论是好的大学,还是一般的学校,都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缺少能够上好课的老师,而不缺少能够从事科研的老师。这个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有它一定的合理性。
    
    过去,我们的大学主要是教学,科学研究做得比较的少。而改革开放以后,有两个因素使得相当多的大学把目光与注意力转向了科学研究。第一,改革开放需要科技创新。我们国家过去的企业长期是在计划体制下发展的,它的人才储备与科技创新能力与高校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大学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引领科技进步的重任。第二,改革开放以后,有大批的学者到国外学习,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和大量的科研训练,他们回到国内高校后,把国外带回来的创新文化与国内大学融合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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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知

编者按:来自中国科学在线会议网下半年关于教育学方面的会议如下:
1、 7th Australasian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and Regulators Conference
  2010-11-3 → 2010-11-5; ; Australia  
  weblink: http://www.conlog.com.au/aelert2010
2、 2010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Technology (ICEMT 2010)  
  2010-11-2 → 2010-11-4; ; Eg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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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每天的感觉就是生活节奏快了,工作节奏快了,偶尔有心思静下来的时候,就有种忧虑,人文社科的学习和研究是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的悟出来的,因此,回顾大师们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提醒我们去思考,来警醒自我。下面回顾了费孝通先生70年的学术研究,他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这就是他对中国早期社会学所作的贡献;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所作的贡献;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作的贡献。同时,将学人对他的研究方法也摘录于此,供大家阅读。
一、成绩卓著的社会学中国化
就费孝通先生对中国早期社会学所作的贡献来说,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他对社会学中国化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不仅和当时社区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实际上开拓了一条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那时基本照抄照搬西方的局面,而且还以他的出色的学术探讨,提供了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和代表作:《江村经济》(1939)与《禄村农田》(1943),《生育制度》(1947)与《乡土中国》(1948)等。其中,《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主要是实地的社区研究。
我曾指出,《江村经济》作为社会人类学的著作,对该学科传统的突破主要在于,(一)它没有拘泥于异民族,而是用社会人类学来研究自己熟悉的本民族,并把功能方法从原始社会推广到文明社会,如果说布?马林诺斯基提出了人类学必须“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那么《江村经济》则是非常出色地实践了这一要求。 (二)它改变了社会人类学者以往那种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的单纯研究者的学究面貌,而树立了一种力图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社会改革的爱国主义变革者的新形象。(注:郑杭生:《读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第五期。)正因如此,马林诺斯基在该书序言中称赞它“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禄村农田》一书所研究的禄村,和江村相比,尚处在开始受工商业影响的初期,以农业为主要生产事业,以农田生产来维持最低的生计。《禄村农田》是《江村经济》的姊妹篇,同样采用了以村落为单位的社区研究法。但《禄村农田》研究范围较《江村经济》狭窄,以土地制度为核心。这样,反而抓住了农村社会变迁的主要方面,且有利于深入探讨。此外,《禄村农田》理论解释与事实叙述并重的写法,与《江村经济》注重事实的叙述相比,也更符合社区学派代表人物所倡导的现代社区研究方法的特点与要求。(注: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教出版社,2000,第143页。)
《生育制度》与《乡土中国》,则是在对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社会结构的研究,以从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从《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到《生育制度》与《乡土中国》,应当看作是从实地社区研究到社会结构研究的提升。毫无疑问,这种提升对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学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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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使命与责任

    面对我国大学的离位、异化的问题,眭依凡教授的新著《大学的使命与责任》(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以下简称《大学》)围绕大学的使命与责任,在丰富的实践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冷静、深刻的思考,发出了理性的呐喊:“大学要向理性组织回归”,“大学要牢记使命”,“大学要对国家负责”,从不同层次阐释了这一大学研究中的基础性主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大学是什么、大学怎么办、校长怎么当等实际问题提出了深刻的、有针对性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大学的使命与责任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大学的哲学立场和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作为指导大学发展的两种不同的思想,在大学的属性、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大学的管理等问题上持有极端不同的立场。两种思想的矛盾表现为大学在两种思想之间的摇摆不定。对此,《大学》坚持的是一种有侧重的辩证立场。首先,大学必须对国家负责,履行社会赋予的神圣使命,这是一个总的立场。大学如同政党、政府和军队等一样,是最不能仅仅代表自己的组织,原因是大学较之于其他组织有着更多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担当。大学是“最不能代表自己和满足自己需要的一种组织,坚持和谋求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并为之服务必须成为我国大学不能动摇的意识和行动”。其次,政治论和认识论是统一的。
  一方面,大学要承担知识使命,但是大学要根本改变以往与世隔绝、远离社会现实的封闭状态,决不能把自己的知识使命和国家的发展前途相分离。一种社会组织,其存在的依据就在于社会对它的需要和它对社会的价值上。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是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存在发展的基础,大学亦是如此。即使在过去的“象牙塔”时期,大学仍然是以培养牧师、医生等专业人才的方式在履行社会使命、承担社会责任,只不过当时大学的那种远离社会的状态也是适应当时社会的结果。
  另一方面,大学的政治论方向并不排斥大学的知识属性,因为大学正是主要以其开展的“知识业务”来履行社会使命、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与责任的完成需要维护大学作为知识组织、文化组织的存在,需要大学根据“知识业务”本身的规律来运行,需要大学“向科学理性组织的回归”。因此,应避免两个错误的倾向:一是片面强调大学的社会使命与责任,最后丧失大学的理性组织的属性,二是倾心于大学的知识使命,而抛弃、忽略大学的社会使命与责任。
  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是与大学的使命与责任相关的第二个问题。大学负有社会的使命与责任,大学要努力满足社会的需要,所以大学要对社会开放,要贴近社会。但是大学又是一个科学理性的组织,大学有自己的办学规律,所以它又要保持与社会的一定距离。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社会机构消失的原因不外乎:一是它们过“硬”,固守自己,不能因应社会、满足外部需要而惨遭淘汰;二是它们过“软”,过分迁就社会而丧失其自身。大学为什么历经如此之久而不消失,其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大学不会过“硬”,它伴随社会不断地进化,不断地肩负起新的使命和责任,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与此同时它又不会过“软”,它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坚持自己的本性,在服务外部时坚守独立和自主。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大学在“硬”与“软”的选择中保持中庸,在开放与封闭的选择中保持平衡,在与社会距离的“远”与“近”的选择中保持适度。即使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进社会的中心,但我们仍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走进社会的中心并不是与社会融为一体,保持与社会必要的距离是为了与社会接得更近。
  《大学》完成于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转型的21世纪之初,反映的是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对于处于社会中心位置的高等教育的新要求。《大学》正是站在大学发展及其职能演变的基础之上,着重探讨我国高等教育的时代使命和责任,强调今天大学作为“人类社会的科学脊梁”、“社会的道德良心”、“推动文明进步的力量”和“国家民族发展的希望”的重要地位。这一探讨并不是抽象的、普遍意义上的,而是在时代背景下的现实思考和呼吁。《大学》强调的不是大学为社会直接服务、大学与社会的直接对接,而是大学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对国家负责,通过推行先进文化、社会道德来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强调的是大学应该避免与社会的过分“亲近”,以防止大学组织的异化和大学使命与责任的悬置。这一方面反映了当前我国大学离位、异化的严峻现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使命、责任的新变化以及对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中的时代精神、要旨的深刻领会。因为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竞争、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于新的知识和进行知识创新的人才,所以对大学回归理性组织、与社会保持适当距离是为了让大学更好地履行时代使命、承担时代责任,大学保持理性组织的本色,不奢谈简单直接地服务社会是为了更好地深度地服务社会。《大学》资料翔实、论证严密、行文流畅、可读性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是近年来关于大学使命与责任研究的重要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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